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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 新闻频道 - 2013·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美术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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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美术展研讨会
时间:2014-9-4 16:58:47      点击次数:8097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     字体颜色
    黄梅:王林老师也提出来,大概就是呼吁咱们当代艺术,更多的呼吁个人对历史与社会承担责任。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美术批评家们也不是在一次研讨会上呼吁,我们要多次的呼吁,不断的呼吁,但是恐怕一下子还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下半场我还是想对王林老师提问,咱们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是认为当下中国的艺术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或者说没有出现那样的大艺术家,像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那样的大艺术家,也没有产生那样有震撼性的,对于历史与社会承认责任的足够强大的作品。另外一种,像陈老师的观点是多少倾向于像张方白那样艺术家的作品,多少可以与他们的作品抗衡的。无论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我们可以讨论,但是现在向王林老师提问。因为王林老师这次带到威尼斯双年展,据我看到的资料157位艺术家的作品也是经过挑选出来的。我想请问一下,或者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157位中国艺术家的300多件作品里面,您认为有没有这样一些对于个人,对于历史与社会去承担责任,去反思的杰出的作品。或者说您带出去这么多的作品,这些作品能不能在中国得到相应的展览?我们带出去,因为大家在网上有讨论和提问,就是说西方的展馆或者他们平行展的各个展览并不是强调他们的展览或者个人的创作与国家有多么深刻的相连,而我们中国的策展人多少是认为自己的一个策展承载着这个展览与整个国家几十年的面貌,您对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接下来我请杨卫老师也接着王林老师的内容再进一步的谈一下,您可能接触到更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深入到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请听者参与提问和讨论,然后再请贾先生做结束语。  
    王林:谢谢黄梅女士。本来对于威尼斯双年展的评论,我个人是不太愿意谈论的。因为我觉得我这次去做一个事情,自己做的展览最好让别人去谈论。我把那些东西搜集起来,我只说我的想法。所以我有一个原则,自己做的展览,我只说我做这个展览的想法是什么,至于这个想法是不是实现了或者是否达到了效果,那是一个别人评价的问题。
    既然黄梅女士提到了这个事情,我想这么说一下。首先因为我做了两届威尼斯的平行展,在国内我也是做平行展的一个推动者,因为我觉得平行展提供了一个民间的渠道,是全世界自由策展人可以自由举办展览的渠道,可以把当代艺术这种现场发声的状态及时的呈现给国际平台。所以我认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平行展是威尼斯双年展一个伟大的创造,我最近正好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多多批评,我觉得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
    做了两次以后,这次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展览呢?是因为我在和很多西方的媒体、学术界、批评界以及博物馆的接触当中,我们在宋庄也开了国际论坛,我在和他们的接触当中深深的感觉到,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局部的,他们老是跟我们说几个人,几个作品,他们知道的几个作品,几个符号。我就觉得其实中国当代艺术是非常丰富,而且很生动,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展览,能够把这种比较真实的面貌呈现出来,我说的真实的面貌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一种真实面貌。而不是我们用市场宣传出来的那些符号和样式,所以我这个展览不是说市场名气就不好,我没有这个看法。但是我基本上没有邀请这个市场的人参加,因为他们的符号西方人多少都已经知道了。当时我的展览题目叫《中国有话要说》,后来我们那个学术委员会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太强势了,好像我们有一点文化进攻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好。后来我们翻译成英语以后,我觉得英语翻译得很好,我就把那个英语倒过来译成英文,我就是希望西方的,全世界的观众,他们能够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一些原来他们没有看到的比较真实的中国艺术的面貌,这是我做这个展览的初衷。
    就我而言,我不想把这个展览做成一个过去完成时的展览,我想做成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展览,我想呈现的是正在发生的,正在涌动的这些有活力的、有激情的艺术创作,不管它有名还是没有名,不管它年龄大还是年龄小。我不想把它做得像西方其他的那些展览那样非常优雅,非常中产阶级,非常舒适,非常让人愉快。我要把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现场氛围带到这个空间去。所以有人说我那个展览有些地方比较逼真,那是我有意的,有些展场很高,我甚至挂了三排画,没有人这么画的,只有在卢浮宫里面才有人挂三排画的墙,那是我有意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它时常让我们感到压抑,让我们感到窒息,让我们感到无奈。我们的空间有宽有窄,有的几十米的,将近200平米的墙面只有一张画,但是有些地方就挂得非常密集,我就想造成这么一种氛围,这是我的策展意图。坦率地说,网上说的那些我都不太在乎。  
    王端廷:你这个理由很好。  
    王林:中国艺术的道理就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的石窟艺术,中间一个巨大的浮像,那个石窟就围着它,你能看见拿到浮像吗?看不见,你进去那些石窟,你进去以后感受到的就是氛围,是那个空的东西在制约着我们,在影响着我们。我就要在那里去造成这么一个环境,我认为这种现场感对我这个展览非常重要,我就要这么去做。至于大家评价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就这么做了,我如果做得不好,花了中国人将近一千万到两千万,接近两千万,我觉得我惭愧,我肯定是还不起,我也没打算还。
    我不想去做一个所谓的知识生产的展览,我不想去做一个所谓有知识生产体系的展览。我想去做一个意外的展览,打破这种所谓艺术知识生产的逻辑性,或者是一种合理性。我想做的事情是一个意外,我觉得艺术不是知识生产,真正的知识其实也是对既有知识的挑战。我们现在中国艺术界流行一种所谓的知识生产,把艺术完全纳入一种知识生产的体系,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这是为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得到承认提供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是虚假的。所以我始终强调,艺术和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文化的关系,我就是这么一个批评家和策展人,我只能做我自己真心想去做的事情。也许历史证明我是错的,起码证明了一个道理,说明中国以后还会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在一个野蛮的和一个腐败的时代或者社会里面,做一个伪装伪善的文化人,我做不到。
    比如说田世信的作品,我觉得就可以摆到西方任何大师的面前都很好,他做的《沁园春·雪》。  
    贾方舟:为什么那个作品到了那里,毛泽东像还不能展出?  
    王林:那是因为广东美术馆,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完全可以拿出来展,但是我觉得不展更真实,所以我把那个椅子摆出来,那个人就空着了,其他的地方都在。而且就是毛泽东那个位子上没有人,因为这就是中国的真实,因为中国就有审查制度,有这个审查制度,这是公开的,人家都知道那个上面坐的是谁。所以马晋东的作品也是这么处理的,他画的是毛泽东的开国大典,五次修改重新画了一遍,后来我们运出去了,广东美术馆说这个不能展出,后来我跟马晋东商量,你带一张自画像上来,那个墙面很大,本来是要展出五张作品的墙面,就挂了马晋东的一张小图像。下面就是那个作品,就封在那个箱子里面,我就摆到现场,就封在箱子里面,我觉得这个很真实,这个非常真实。这个作品在里面,但是我们看不到,这是因为我们有政治审查制度,不能让我们拿出来。而且广东美术馆他们是作为主办单位,我要尊重他们,我不能说不尊重他们,我尊重他们,尽管我不同意这些审查,我尊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很真实,我要把这个真实展示出来,我要把那个被审查的作品,不能展示这个事实展示出来,这就是我做这个展览的想法。  
    贾方舟:你这个策展人是非常高明的,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请广东美术馆出来做?  
    陈孝信:必须有一个公家。  
    王林:我一开始去,因为他们有一个要求,要非盈利的机构来做主办单位,我找了好几个名誉单位,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美术馆是不是,全部都是在工商注册的。工商注册,在西方就认为你是盈利的,所以当时我又要送材料,又要跟广东美术馆接触,我问他们,你们认为中国哪个美术馆是非盈利的?他说上海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都是,还有中国美术馆也是,我想中国美术馆是不可能了,上海美术馆我跟他们联系了,最后是广东美术馆同意用他们的名义去申报。所以我们民间以后要有一些非盈利的机构,这样的话在国际上去做事情好办。 
    贾方舟:今日美术馆也可以。  
    王林:当时我不知道。这次是因为跟他们有合作的经验了,所以这次还是用他们的名义,就是这样,所以下次再说。  
    贾方舟:田世信这个展览在上海展出我做策展人,在上海展遇到的麻烦在哪儿?画刊给他发作品的时候没有发毛泽东,我的评论文章也给拿掉了,就审查掉了。到了上海展出的时候,我的前言临时去掉,这就是上海。  
    邓平祥:当时你走了,其实他们那个文化局局长来了,我在,找一个人跟他说话,就把我叫去了,那个局长是一个专家出身,他是学历史的一个学者。他实际上很委屈,他就是一个低姿态的跟我说,你一定要理解我,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在局长这个位子上面没有办法,希望你们支持我们,这个展览还是要办,但是你们要妥协。  
    王林:所以我们那个很多观众就坐在上面去照相。  
    贾方舟:皇位。  
    黄梅:我觉得咱们美术界的一些展览,或者美术界自身人士,包括美术应该对社会、历史承担责任我们的努力,其实我们这个圈子里争论的是很热烈,我觉得对比起像基辅他们的作品,被全世界和全社会的人知道的程度,中国的当代艺术可能被全世界知道的程度仍然不够。我也希望今天来的一些媒体朋友能够有所反应。  
    贾方舟:就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想说一点,王林谈了他的观点,我觉得非常好,对他们也很有启发。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他谈的就是,这个艺术家个人要承担历史的罪恶和灾难,我对这句话还是表示一种疑问。因为什么呢?艺术家凭什么要承担这个灾难和责任?这是艺术家自己造的吗?我觉得艺术家的责任是呈现这种灾难,不是承担这种灾难。我觉得艺术家的责任是要把这种灾难呈现出来,把这种罪恶呈现出来,我觉得基辅做到了,他把那个烧焦的风景画出来,那是谁干的呢?不是我们艺术家干的。  
    王林:我觉得基辅表达二战对于这个民族精神上造成的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这个艺术家,但是基辅不等于密特朗,那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责任承担政治界的人物给这个民族,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人类造成的灾难。但是我们艺术家责任是呈现,而不是承担。这个我完全同意,不光是呈现,觉得要通过解释才能呈现,因为没有一个解释,真实是不会出现的,浮现在我们面前的总是假象。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词?用了承担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德国人的这种反省的精神,他们确实有他们宗教的忏悔的意识,他们不完全认为,他们尽管也认为希特勒罪恶昭著,但是他们不认为仅仅是希特勒代表的纳粹的罪恶,他们认为是德国这个民族,发展到那个时候,怎么会产生这么摧残人类的一种罪恶呢?首先他对这个民族意识的一种反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人是最缺乏的。中国人我们很迅速的就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四人帮,当然这个是很虚假,我们最后还把它归结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达到那么一个疯狂的程度,其实跟支持毛泽东的国民是有关系的。就像当年支持纳粹的希特勒的德国国民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外在于问题之外,今天我们都是共贩子,这个世界和人类的问题,我经常开玩笑式的举一个例子,你说这个世界人口多了是问题,你不就是那个人口中的一员吗?你不就是这个问题的共贩子吗?我认为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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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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