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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 新闻频道 - 2013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美术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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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美术展研讨会
时间:2014-9-4 17:01:27      点击次数:7197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     字体颜色
    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意义非凡,就像刚才描述的,其实美国的新绘画也好,意大利的超前卫也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属于新表现主义这个范畴里面的。它的意义非凡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重建了绘画对于艺术世界的信心。因为影响激浪派活动以后,其实绘画面临着比摄影发明以后更大的挑战,当时绘画面临着两各条战,一个是摄影出现以后,另外一个就是观念艺术出现以后。而观念艺术蜕变的代表就是激浪派,它面临着一个被颠覆的命运的时候,这个时候德国新表现主义站起来了,而且成了这个新的表现主义的代表。我们要追问的是新表现主义和旧的表现主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能够站立起来?原因很简单,就回到徐虹说的,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因为如果现代主义的表现主义是强调了个体意识对于艺术的重要性,就是个人性,个人的存在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这种在现代主义比较封闭的人性到了新表现主义得到了一个突破,就是个人要去承担历史和社会的罪恶和它的灾难,所以新表现主义是个人敢于承担历史罪恶和社会灾难的新的艺术。
    回到中国的表现主义,我们究竟是要做一个文化的表现主义还是要做一个对社会和历史承担责任的表现主义?这是我要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是在文化的表达上面继续地域上的扩散,我们永远都走不出现代主义的圈子,永远都走不出来。我们永远不会达到这个超越,两种古典主义系统完美的结合也是一个不可能拯救中国艺术的结合。中国文化从来都说中西方结合,这种结合拯救了中国艺术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古典主义系统的结合不能解放个人。所以我的观点非常清楚,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表现主义,我们应该讨论表现主义对于社会历史的开放,应该具有这种个人对历史或者社会的承担,它才能够为中国的新艺术带来新的力量。  
    黄梅:非常感谢王林老师具有个人对艺术与社会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开启,也让我这个主持人一时还不能够完全的承受和消化。但是开启了这个话题,我想接下来请邓老师发言! 
    邓平祥:我两次到德国,因为我还是比较关注,尤其对中国的现实,最近我从美国回来,我越来越坚定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是不是又要回到我们文人画的传统之内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艺术家自从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艺术家、西方艺术家跟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一种关系?德国的大思想家马尔库塞说,他把艺术定位成两个方向,一个是广义的政治学,一个是审美的人生态度。但是我们的文人画最后发展的就是审美的人生态度,没有广义的政治学,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以后,上溯到文艺复兴,实际上大量艺术家的诉求,一些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艺术家,我认为广义的政治学是主流,这就是我们现在到欧洲去,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品感动和震撼我们的地方。
    我比较关注两点,我第一次到德国之后就写了一本书《符号的欧洲》,我专门写了一个二战以后的德国怎么样面对我们,面对德国民族的文化,他们的社会对世界犯下的罪孽。面对我们中国是什么呢?那就是文革,我们其实是同样的问题,一个曾经是最有文化传统,最有思想传统、哲学传统的两个大民族,怎么德国就发生了法西斯呢?祸害了世界,而我们中国为什么就发生了文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大的问题,我认为德国的艺术家做的结论,他做的呼吁,做的反应比我们要好得多。而我们至今为止,我认为我们的这么大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我们的交待,没有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
    联系到重庆去年发生的事件,我真是感到第二次文革马上就会开始,并且会比第一次文革恐怖十倍。比如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了两个时代,就是毛的时代是精神的内容被颠覆和败坏的时代,但是接着的这种后来的经济运动,就是我们精神的形式被废弃的时代,我们看看历史上,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同一个上下文的关系上,先是把精神的内容毁坏,然后把精神的形式抛弃,这是没有的。基于这一点考虑,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情感,我们的文化是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时代。我这次到美国无意中接触到了一些在那边读博士的人,并且很有意思,接触到一个在普林斯顿读核专业研究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谈到一些事情,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对我的启发很大。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种现当代艺术,其实我们面临着两个最大的背景,一个是文革的背景,一个是八九的背景。但是我们的艺术不是没有对这两个背景的一种呼应和反应,甚至我们相当多的现当代艺术的批判力量、颠覆力量和反叛的力量,多多少少都是来自于这两方面。但是我们不够,我们的深度不够、力度不够、强度不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两个东西对我们民族造成的伤害和苦难所对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黄立军实际上就是八九的背景,但是他是用消极的方式,当时他那个消极的方式,索性就是他跟西方的结构挂上钩了,就赋予了他哲学的意义了。如果整体的反应是消极的话,那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们现当代艺术的问题。尤其到了现代以后,到了这两年,尤其是这种市场,经济大潮,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次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我们这种精神形式的废弃,这是中华民族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举一个例子,可以从我们家的家书,第三代来看,现在我就发现不是一个人,就是普遍的年轻的一代,我不管他怎么优秀,不管他有很多很多的特征,有超越我们的。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指出来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的精神十字架的垂直系统是被废弃了的。所以因为这个废弃,就造成了跟这个对应的历史、深度、崇高等等概念,在他们的词典中消失了,他们绝对对历史没兴趣,对真实的探求没有兴趣,他不了解文革,甚至文革的那些大事情他不知道。但是你把一个读物,把一个材料给他看,他不看,他没兴趣,因为这种精神垂直的坐标被取消了。就是对应了我刚才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我们精神的形式被取消了。所以这一代人,你看年轻的一代他对这种概念没有兴趣,而他的平面系统,精神十字架的平面系统又被大大的放大了,完全被放大了,这样我是回应了徐虹女士的这种人的问题。  
    王林:一个美国学者叫萨尔克,他说了这么一个东西,他说你到网上去看,在中国的网站上,那些遭受严重不公的,******,打残的帖子根本无人问津,而明星发一条帖子,爱你们,我有了,被网友疯狂的转上几十万条,这个国家简直是变态,这种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这种追问在我们的作品里面能体现吗?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作品,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追问,在重庆发生的事情都被屏蔽在背后了,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但是这些事情一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去追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表现主义是干什么的?表现主义从来就对社会和个人充满了承担,梵高为了这个承担甚至自己都自杀了,从老表现主义开始就是如此,更不用说基辅。我觉得刚才王端廷说得很好,其实基辅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为德国忏悔,他自己愿意,他一辈子愿意为德国的那个罪恶忏悔,他就是为了这个承担。  
    邓平祥:我第二次到德国去,我就一定要看柏林墙,我真是如愿的到了柏林墙,我认为柏林墙那几百幅作品真是大部分都可以说是新表现主义的那种形式、语言和力度。这就是德国人,我觉得德国民族的确是非常伟大,你看看启蒙运动以后,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我这次到美国,我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爱因斯坦的住宅,在爱因斯坦讨论重大问题,甚至在那个办公室的桌子上坐了一下,感受到了一点灵气,爱因斯坦就是德国人。  
    王林:就在柏林墙的旁边,那个秘密警察博物馆里面有一张照片,所有德国人在那个街上,不管是文人或者是一般的市民,全都举着手,但是中间有一个人抄着手,而且是有意的看着这些人。他把一个圆圈,把那个人套出来,然后放到旁边放大,这就是德国人。一个民族,在他充满了迷茫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站在中间,这就是民族的希望,那是秘密警察博物馆里面最让人感动的一张照片。  
    徐虹:他们强调个人救赎,但是我们这里强调的是集体,这就是两个民族的差异。  
    邓平祥:我们现在还在受德国大哲学家对我们的一种负面影响,那就是黑格尔的。为什么说黑格尔?就是他的那种历史决定论,那种集体主义的东西,我们还在受他的影响。因为有了这个历史决定论,那么共产主义就一定会实现,牺牲几千万人都是值得的,都是应该的,这就是德国的另外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伟大,但是他这个思想的确就是产生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历史决定的一个根源,我们还是承认。但是我们同样把一个更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就评比了,说他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是一个桥梁,康德之前,康德之后。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摘掉这个唯心主义的帽子,我们所有的知识字典上还是这样的定义,这是非常可悲的,我们的美学字典你去看看,好多都没修改的,还在对更年轻的人在毒害,在误导,这是基本的知识字典。  
    黄梅:光看哲学批判不管用。  
    邓平祥:你看康德的三大批判,世界启蒙运动的走向就是康德的思想当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展览能够引出这么多话题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就是面对二战、冷战,还有一个就是黄梅女士在前天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二战以后,本来是西方最可骄傲的理性系统,在20世纪的100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冷战,发生了原子弹的爆炸,还发生了中国的文革,这种都归于这个系统。那么理性怎么了?20世纪发生的战争,政治的极端化完全颠覆了人类,尤其是欧洲几百年建立的最可骄傲的理性系统,就不管用了。我们的现当代艺术最深刻的背景就是这个背景,首先就是一定要是个人性的创造,因为你一强调集体性,那可能就意味着把世界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灾难,牺牲几千万人没有关系。如果你是以现当代艺术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高扬个人性和个人主义,这一点就避免了我们集体性的把人类拖入到一个大灾难当中去,我认为这就是现当代艺术,最大的新表现主义,包括中国现当代的艺术,我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就在这里。而恰恰我们有时候在评论的时候往往把这个价值等同于一般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中国是最容易纳入集体主义范畴中间的一个民族,刚才王林说的,尤其到现在这种大众的盲目性,这种娱乐性,最后你就娱乐致死,没有一点悲剧情怀,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一个这么重大的事件你都没有一个痛苦的对应和反应,那你这个民族怎么能够复兴呢?我就不知道我们现在政治家说的文艺复兴是什么含义,能复兴吗?德国的民族,二战以后你看他做的复兴的工作,卡塞尔文献,我去看了以后,从1945年开始坚持到现在,一个这么小的城市,实际上就是德国民众的反思和复兴的工作做到现在。我们中国能做这种事吗?中国做一件事,一两年就变了,就不做了,没有一个事是能够做到底的,是能够做下去的。并且一个好事做下去,第二年就变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是中国民族的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的话,我觉得我有点看不到前途,看不到会怎么样,你的精神和文化现象是这个样子,你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真是有责任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作品中间能够呼应和对应这种问题的作品太少了,太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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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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