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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艺术中国2012
时间:2014-9-24 16:51:59      点击次数:3644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杨卫     字体颜色
    神秘消亡的古玛雅人曾给世界留下了五大预言,其中有关于玛雅人自己的末日,即玛雅文明的终结;有关于汽车、飞机、火箭出现的记载;也有世界大魔头希特勒出生和死亡的前后时间;还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大致阶段;最后一个预言则是2012年12月21日太阳落下以后,就不再出现。因为前四个预言都已经应验,基本吻合时间,所以有些人对其最后一个预言,即2012年地球毁灭也是深信不疑。这导致了一种末日情绪的出现,忐忑不安地弥漫在新世纪。2010年,由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拍摄完成的灾难电影《2012》在全球公映,更是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引发了世界性的恐慌与焦虑。中国的不少艺术从业者也是带着这种焦虑感步入2012年的,焦虑的原因不仅只是末日论的庸扰,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造成的市场困境。从年初开始,“查税风暴”却又雪上加霜,更是给中国艺术界带来了诸多凉意。4、5月份,正当艺术界各路人马刚从春风中苏醒过来,准备忙于当年的春拍之时,一则“海关严查艺术品关税”的消息迅速在微博上传开,继而又有人相继暴料出“某运输公司的高层被海关方面控制”、“另一家艺术品运输公司负责人和部门经理被海关请去协助调查”、“上海一重要藏家已被海关约谈,可能面临4000万补缴税款”、 “某知名艺术品经纪人被海关约谈后透露数十人涉及逃税漏税”等等各种惊耸信息。尽管这些消息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进一步确认,但还是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以至于使得许多艺术机构和收藏家不敢再试水,开始对艺术品买卖望而却步。
    艺术品市场在中国兴起,还是近些年的事情。正因为艺术市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晚,且体量编小,远未形成产业化。所以,各种运营环节中法制法规的建也尚不成熟,尤其是涉及到进出口,中国还没有推行国际通用的“艺术品税”,而是将艺术品作为一般商品来征收关税,无形中加大了艺术品进出口的成本。这是导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不能与国际接轨,繁荣程度远远落后于欧美以及港台地区的原因。大概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就在“查税风暴”不久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2012年关税事实方案的通知》,决定自2012年起暂行一年将三类艺术品关税税率降低一半,来刺激艺术市场的活跃。不过,通知刚下发不久,便掀起了“查税风暴”,不禁让许多业内人士深感担忧,进而导致一些大的艺术机构纷纷退场,或移师到香港等地发展。尽管这只是一个税收事件,与艺术本体无关,但涉及到艺术的生态,间或还是会影响到艺术家们的创作。事实上,艺术需要这样的生态链,尤其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公共文化形态,早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在画室中就可以完成的作业,而是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在公共文化的传播中来实现其人文价值和批判意义。这其中既有批评家与策展人的发现,也有画廊主、拍卖行和艺术经纪人的推荐,还有博物馆、美术馆以及收藏家们的收藏等等,诸如此类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生产链,缺了任何一个环节都很难生效。如此庞大的运行体系,当然需要制定一套游戏规则,用法律法规来保障这个行业的市场运营与文化权益。这方面欧美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毕竟他们先于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建立起了艺术市场,并且通过这个成熟的市场运作来对外扩散,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而且还传播了意识形态。由此看来,中国出台“艺术品税”已是当务之急,这不仅只是关乎到艺术行业的命运,更涉及到文化强国的战略。
    一边是北京、上海等地“查税风暴”带来的惶恐;一边是成都举办的毕加索展览引发的热潮,同样是发生在2012年的春天,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相对照,似乎又一次把中国当代艺术的目光引向了西方。毕加索,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是最早也是最多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现代艺术大师。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加索就曾被中国的一些文艺青年,诸如张仃等人所熟知,他们带着对毕加索的膜拜心理辗转南北,甚至还把他的印刷品展办到了延安的窑洞里。而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全面进入,有关毕加索的生平传记,被介绍到中国来少说也已经出版了几十种,评论更是不计其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毕加索已经成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窗口,以至于在有些老百姓眼里他就是现代艺术的代名词。对于这样一位超级艺术大师,能够有幸目睹他的原作,自然是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更何况是系统而全面地看到他每个阶段的作品。说起来,这也是一个机缘。此次成都展出的这批作品都是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永久藏品,之所以能够走出博物馆来到中国,主要还是得益于这个博物馆的改造。因为改造这个空间需要几年时间,作品没有合适的地方寄存,所以便有人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那就是举办一个全球性的毕加索巡回展。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库房紧张的问题,又可以宣传毕加索,传播法国的意识形态,同时还能够为博物馆创收,真可谓一举多得。毕加索就是这样经法国人的智力游戏来到中国,说起来,不禁让我们的博物馆行业感到几分惭愧。相比西方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文化,我们不仅在作品收藏、学术研究等方面有所缺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是相对滞后。
    据说,承办毕加索的展览相当昂贵,需要一次性付给法方高额费用,法方不承担运作过程的任何风险。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作品保险,展览场地的配套设施,以及运输公司等均有严格要求,任何一点违背他们的意愿,他们都可以单方面取消展览。可尽管做毕加索的展览成本极高,条件也相当苛刻,但还是有不少国内的文化公司和展览场馆愿意承接,由此也可见毕加索在中国的影响力。其实,在来成都之前,毕加索的展览已在上海展出过,时间是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地点在上海世博园的中国馆。成都是毕加索到中国的第二站,之后便转移香港,间隔都只有一个多月,可以说是安排得满满当当。据上海展出的情况看,观众还是很踊跃的,收支也基本做到了平衡。不过,成都毕竟不是上海,作为准一线城市,虽然成都的当代艺术氛围较浓,但市民的整体艺术素质毕竟还不如上海。所以,成都的承办方此前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目的就是要激发内地观众对毕加索的认知和兴趣。应该说,宣传攻势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引来了很多成都本地观众,而且也吸引了不少外地观众闻讯而来。事实上,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特征,即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丰富和完善一个艺术事件,正是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地方。这其中媒体的力量不容忽略,当然还有批评家的阐释也尤为重要。成都举办的毕加索展览之所以值得谈论,就在于它充分尊重了学术,运营方式非常具有国际化色彩。其实,学术与市场在当代艺术中,并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恰恰相反,以学术去引导市场,往往能够收到双赢的效果。这也是成都当代美术馆举办的毕加索展览带给我们的一点经验。
    艺术教育是近年来持续热议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扩招导致了教学质量的全面下降,艺术教育也是深受其害。所以,自前些年陈丹青辞去淸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以来,对中国艺术教育的反思在艺术界便从未间断过。2012年当代艺术界发生的两件事情也同样涉及到艺术教育,一个是成都川音美术学院院长马一平的“问道”艺术教育50年师生同仁作品展;一个是批评家王林的“一个人的3040----图书展”。这两人都同出西南,并且还一起在四川美院共事过,马一平从事艺术教育已有50余年,培养了诸如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叶永青等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是川美的宗师级人物。2000年前后,马一平离开川美,在成都创办川音美术学院,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引社会人才进校办学,开设实验艺术等等,更是首开艺术教育的新气象,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问道”展是对马一平教学成果的一次总结,也是他几十年艺术创作的集中呈现。展览盛况空前,有人说其影响和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成都双年展。一个人的展览能够成为众人的节日,体现了马一平的号召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对他的艺术创作和教学理念的双层肯定。王林的“一个人的3040----图书展”,是为了纪念他在川美执教30年、从事教育工作40年。王林是当代中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他对中国艺术教育的影响不是像马一平一样在教学上力行改革,而是著书立传,通过思想的传播来打开学生的视野,启发年轻人的创新意识。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王林是著述甚丰的批评家之一,也是以坚守批评的独立性而著称。此次展览展出了王林多年来的批评成果,分几个单元,有他的作品收藏展,有他的历史线索展,也有他的著述成果展等等。同时,王林还安排了一个关于艺术教育的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一些专家学者,就当今中国的艺术教育现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以个人的名义举办活动,来引发大家对艺术教育的思考,是马一平和王林这两个展览的共同特点。他们身上所共同维系的这种忧患意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传统品格。其实,教育不仅只是传授知识,更应该将一些优秀的人文品格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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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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