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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生:北大让我抱憾27年
时间:2015-1-23 10:40:51      点击次数:5429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朱青生     字体颜色

 四、胸怀:学者的责任与学术的精神

  记者:艺术史至今没有建成一个学科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您自己做研究吗?
  朱老师:不会。对我个人没有影响,而且我和我们研究所全力以赴地工作,非常有效率,也产生了相当多的成果。我之所以觉得很可惜,是因为我认为个人乃至学校多出多少研究成果都是小事,更大的事情是通过相关研究和学科建设,推进形相学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贡献和前沿性的探索。我确实不满足于教好课、写好专著,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学者应该能够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以及推动这个学科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由于历史原因,科学、哲学、艺术的学术中心都源自西方。艺术史框架是西方建立起来的,其研究对象起初是针对西方艺术即模仿造型和图像,而中国的书法、绘画以及伊斯兰地区、非洲黑人地区等地的艺术都没有办法纳入现行的艺术史框架。我从1996年课上就一直强调,艺术史应该对所有文明的艺术进行解读。我已经把这种观点上升到了理论论证,越来越受到世界艺术史学界的接受和认可,并成为我们筹办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主导思想的部分组成因素。西方艺术史理论的基础依据是作品、实物与现象之间的写实关系,如果用这种从西方引进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艺术,根据写实的程度评判艺术的高低,就无法解释中国的书法艺术和写意画的笔墨和意境。所以过去和目前的艺术史实际上是从一个地区(西方)的艺术创作理念出发的观念和方法,试图以之涵盖全世界艺术史发展的脉络,这显然是不够的。
  西方艺术和东方艺术的区别可理解为人类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一种方式是造出“像某种东西”的形象,另一种是力求在“笔迹里承载很多精神”而无所谓是否有形象。除了这两种艺术理念,还有第三种、第四种,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更包容的文化心态,通过对传统西方艺术理论的反思,推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艺术格局的重组,推进人们对艺术的理解。
  日本的艺术史学会前主席田中英道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没有资格承办世界艺术史大会,他的理由是中国大陆没有作为科学学科的艺术史专业,中国的艺术史还与艺术混为一谈。我说中国承办艺术史大会以后,会促进西方学者以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去理解作为痕迹和笔墨的艺术,以后再解释日本艺术时,就不会只看造型,这对整个艺术史会是一个转向。我用这种方式勾起他对自我遭遇的感慨,说服他相信中国承办世界艺术史大会将提示国际艺术史界注重西方艺术和东方艺术的区别,所以他后来非常支持中国的申办工作。
  记者:您真是一位已经超越学术本身的学者,不只在意个人的成就与名望,而是想通过学术来推动整个大学、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下面能请您谈谈您对大学教育的普遍思考吗?
  朱老师:学术当然是大学的根本。北大应该是中国相对很好的大学,但这个大学里许多方面依然不是特别注重学术。我在此教书大半辈子,最后发现,像我这样从学术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的人在北大起不了什么作用。以后北大一定会好,但我们这一代人基本就算浪费掉了。我的同事和家人都劝我说,你就做你能做的事,然后把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写下来,就算了吧。我也觉得最终恐怕只能是这样。
  记者:那就请您谈一些您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按照学术的逻辑,中国应该怎么办大学?
  朱老师:大学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其制度和运作方式都已经很成熟了,所以首先中国的大学要善于学习。比如我们艺术史专业,西方已经建立得很完整,我们这边还没有,那就要赶快把它建起来。有些专业常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现成的解决办法,可以直接为我所用。充分学到各方经验之后,我们还要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调整改进,要根据国情来进行设计,最终在这个学科中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学术不同于工业生产,是超越标准和规范的,要体现和发扬个性。北大只有重视原创性的想法和开拓性的制度,才能在一些学科点上先行突破,激发学者的一流气质和创造力。现在大学管理过于强调规范与程序,不可能造就所谓“世界一流大学”。
  一个好的大学要对整个人类做贡献,不要总是仅仅想着政府和当前社会市场的需要。政权与市场的需要是暂时的,几年的时间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适应这种需要的应该是技术服务学校的职业训练。大学要有前瞻性,要把全世界全人类将要遇到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样的学校必然会成为世界一流。一个能引领世界思想与科学发展方向的大学,对国家的贡献远比作为训练学生就业的工具要大得多。
  这些话说了也没什么用,但我还是要毫不犹豫地说出来,这是做学者的职责,也是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之所在。也许因为我说了很多这样的话,所以才一直在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
  记者:学术研究受到权力和利益的挑战,学术空间受到挤压。您觉得学者从事管理工作,甚至积极参与政治,是否有助于问题的改善?
  朱老师:学者如果完全从政为“官”,就成了官而不再是学者了。学者与官员之间应该有重大的差异,各自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终极追求。官员以社会的利益协调和整体进展为目标,为了治理而动用有效手段来维护权力和利益,就不再具有学者的性质。学者的职责是学术,是以问题的正误为判断的唯一依据,无论结论有利于国家与否,无论结果有利可图与否。
  学者一般是不能直接有效地管理社会的,只有官员才能控制正误是非的分寸和进退,包括公开或隐晦地利用研究结论和调查结果。学者和官员之间应该有一条畅通的言路,使得官员随时能够听到他最应该听到的声音,得到最真实的信息和真相。现在的情况是在决策者的周围包裹着层级分明、为各自上级服务的谨慎的下级官员,他们隔断了决策者和一线专家之间的联系,决策者最急需了解的情况和最缺少的解决具体难题的能力其实无法获取;在决策者周围还有专家集团,他们是学者中比较懂得权术的人,善于揣摩决策者的意志而顺势发言,同时也垄断了多种不同意见的汇集与传达渠道。决策者领导下的下级官员,为了安全和谨慎,专找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专家。这两种人合流之后,阻隔了学术研究中不符合政治需要和利益关系的言论,只把领导喜爱的结论上达,层层决策者最后听到的全是他们想听和听着舒服的话,等到出现问题,已经失去反应和解决的依据了。这两种人本来就是奔着政治利益而集合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以社会的利益协调和整体进展为目标,所以就不可能说“真话”。所谓“真话” 就是学者依据数据和事实所得到的结论,有些结论可能完全违背当下的政治利益需要。学者和官员之间畅通的言路就是官员,尤其是最高决策者,能够随时获得不断更新的、与自己的意愿无关的真实结论和调查结果,而不是把学者变成幕僚(智库)。
  听不到真话的结果就是,偶尔听到的真话反而会被当成奇谈怪论。比如现在全世界美术界的主战场都在当代艺术的较量,而中国的文化宣传部门仍然把美术的重点放在传统的油画和国画上。当下世界文化的软实力竞争在威尼斯双年展和各种大型博览会上都是以新观念、新方法、新媒体所做的当代艺术来展现,而由于中国的宣传和新闻部门没有事先具备当代艺术的基本常识和认识,在专家集团中也没有足够的方法和人才储备,所以在应对和处理由当代艺术引发的外交问题和文化交流问题时显得比较被动,更不用说利用当代艺术主动出击以塑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了。我也曾多次以学者的身份承担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学术调查和科研课题,可能像我这样的意见还是属于不想被听到的不同声音,就被上述两种人过滤掉了,所以最后我的声音就不可能为决策者所听到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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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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