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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 新闻频道 - 【批评家系列丛书】独立与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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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系列丛书】独立与自由之路
时间:2015-6-4 13:44:06      点击次数:1788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     字体颜色

独立与自由之路——批评家访谈录之陈孝信

                   
采访时间:2014年3月30日
采访地点:北京怀柔桥梓艺术区刘亚明工作室
天气:春暖花开 天气晴朗
被采访人:陈孝信
采访人:袁小洁
摄影师:贾方舟

【夏天的羊】
袁小洁:您是1943年初夏生于江苏武进县,您对童年当时还有记忆吗?
陈孝信:童年记忆,历历在目。随着年岁增大,回忆也有了温度,并成为了我生活中特殊的“维他命”。
袁小洁:您属羊,您自己说属羊命苦,但是您却生在青草茂盛的夏季,
这成为您日后大半生的写照,此中有何意味?
陈孝信:夏季的羊,虽然不愁没草吃,但也要到处奔波,才能找到足够的粮食,也才不至于挨饿。“五、六月的羊”——就成了暗示我个人命运的一个谶言。
袁小洁:您曾提到父亲16岁、母亲11岁时就到上海打工了,成为了上海的第二代打工仔。对于他们那一代的情感故事我们总是很少问津,不知道您后来是否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一点关于他们之间的“浪漫之事”了吗?
陈孝信:父母是近亲婚姻。我的祖母和外祖母是姐妹,我父母的介绍人是我祖父的妹妹——我称她为“姑婆”的。母亲在我的老家——武进县魏村镇陈家滩生下了我。他们因为战乱回到了乡下,父亲靠抓鱼摸虾为生。母亲生下我后,还要到地主家打短工,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们互相携手面对一切困厄,这大概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吧。

【真正的母亲】
袁小洁:1945年,在您三岁的时候,父母为了生存,把年仅三岁的
您送到了外婆家, 从此在您心中有了真正的家乡——西顾村和真正
的母亲——外婆,“真正”二字分量很重,为什么这样说?
陈孝信:应该是四岁。母亲把我托付咐给了外婆,一大清早,趁我还在熟睡之际,悄悄地离开了我去了上海。
袁小洁:她为什么要离开?
陈孝信:大概是他们的工厂复工了吧,她为了生计急急忙忙赶去上班。
从此就开始跟着外婆渡过了相依为命的11年。我这个年龄开始记事了,所以往事历历在目。
袁小洁:给我们说说您的外婆吧?
陈孝信:外婆是个坚强、勤劳、善良的普普通通的小脚女人,我外公去世早,她老人家中年便守了寡,据说她的一生生了10多孩子,可是生活艰难、缺医少药,仅留下来两个女儿,我妈是大女儿,还有个小姨。当年,外婆也就五十来岁吧,靠着种地,打长工短工度日,经常是吃了上顿就愁下顿。有一年岁尾,家里没有粮食过年了,外婆带着我去富裕的人家借粮,还受了不少气。过新年的那几天有吃有喝的人家欢天喜地,我和外婆的家冷冷清清,躲在屋里睡大觉。年初四,外婆就带着我出门割草,因为我们家里还养着羊呢。解放后,有一年闹春荒,外婆和我都吃过树皮、野菜和观音土,吃了观音土连屎都拉不出来。
袁小洁:那段日子过得挺艰苦的。
陈孝信:对,挨饿成了童年最难忘的记忆之一,可见日子之艰辛。我妹妹比我小四岁,后来也从上海送了过来,外婆就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把我和妹妹拉扯到大,没有外婆,就没有我们兄妹。
袁小洁:为什么您说此生亏欠最多的就是外婆?
陈孝信:外婆于1968年去世。当时,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不在她老人家身边,家里也没有告诉我她去世的消息。等我回家探亲时才得知这个消息,我能说什么?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子欲孝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大的无奈和不幸。
袁小洁:但是您心里有外婆,外婆在天之灵会得到安息的!
【心灵的第一颗种子】
袁小洁:读您的回忆文章《成长之路——我的幼年、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讲到跟外婆在乡下生活的童年时光,字里行间里仿佛都能闻到泥土的芬芳,眼前都能浮现起你们的欢乐和悲伤,耳畔响起您和小伙伴们的欢声笑语,让人感到窝心,现在回想起来,这算不算您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陈孝信:童年的日子是艰辛的,甚至有许多痛苦的记忆。但也是单纯而快乐、勤俭而充实的。自幼爱学习,成绩也不错。童年是我一生的起点。童年是我精神的支点。童年是我一笔精神的财富。永远回不去的童年!永远令我回味的童年!
袁小洁:虽有劳动之乐,自然也有劳动之艰辛,在那个永远吃不饱,
天天做农活的童年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身心锻炼, 您说是一份“宝贵
资本”,能具体和我们说说这些经历为您未来的人生打下了什么样的
基础?
陈孝信: 勤劳不偷懒;节俭、朴素,不慕奢华;诚实,讲信用,说到做到;热爱学习,求上进;善良,有同情心等等。童年时代为我一生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人生观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永不背叛我的童年,永不背叛我的初衷。
袁小洁:您对文学的喜爱是从跟外婆在乡下生活开始的?
陈孝信:是的。听乡里人说书,是我课余生活的一大享受。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吧,有一段日子,每天晚饭后,必去后村一家农户,听农户的男主人说《西游记》。他识字,正在读这本小说,边读边给我们讲。听众中,我年龄是最小的,但兴趣也是最大的。后来到了五、六年级,自己也能勉强看小说了,便找来樊梨花之类的章回小说,还有童话集之类,自己来看。文学,就这样在我年幼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袁小洁:记得您到龙王庙小学上学的第一天,外婆让您给祖宗和孔夫子作揖,这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那个年代对传统对祖先的尊敬比现代人做的好多了。
陈孝信:是的。我们老家的正房(中堂)上方,都供着祖宗的牌位,牌位上写着他们的辈份、称谓,逢年过节或忌日都要上供,即是做上一桌饭菜并放好碗筷,然后还要烧香磕头,等祖宗吃过后,我们才能上桌吃饭。清明节要上坟,七月十五日和除夕那天都要烧纸表示怀念。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这些祭祀仪式都得由我来主持,因为当时老祖宗的规定,女人不能主祭。上学那天早晨,外婆给我做了一碗鸡蛋粉丝汤,家乡人叫宿粉鸡蛋,平时根本吃不上的,所以特难忘,寓意是头脑清醒,有条有理,能得个好成绩。后来,学习成绩果然不错。
袁小洁:外婆、乡亲、小伙伴、田野、河塘、猪和羊,都是您的恩师……可见乡下的生活对您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吧?它对于您的性格、品性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陈孝信:学会了坚强、有恒心、有毅力,执着追求不松懈。还比较乐观开朗。
【共和国的“一代骄子”】
袁小洁:1956年,您的父母委托小姨到乡下接您到上海读中学,这是您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吧?
陈孝信:是,这是我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可当时很不情愿,原来是想留在农村上初中的,结果突然起了变化,而且要求马上迁户口、离开外婆、离开故乡。后来许多年才明白过来,否则的话,真是要“扎根”农村了,前途如何,真不敢去想。到了上海,考初中、高中、大学,一帆风顺,一切仿佛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掉1956年的那次突然“逃离”,忘不掉带我走的小姨。
袁小洁:初中您就读的是上海市第十五初级中学,读中学开始您便成了考试的“常胜将军“,我一直相信人是带有不同的天赋来到世间的,您在很早的时候就自己总结了一套学习方法,对吗?
陈孝信:可以说,我们是共和国17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代骄子”。“文革”中也称我们是“17年刘少奇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臭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说,我都是17年应试教育的成功者,在那些年还真读了一些书,还遇到了不少的好老师,其中有些还是名师呢!
袁小洁:您对美术的喜爱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孝信:上初中时,特喜欢看连环画,可以说是“连环画控”,一天不看都难受。这也算是美术的启蒙读物。上了高中,就开始住校了,连环画已看不成,但对文艺的兴趣却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电影、戏剧。可以说是“影视发烧友”。一度还梦想当电影导演。
到了大学时代,开始真正接触美术作品,看美术展览,买各种画片(印刷品),其中就有杨之光的一组“东方舞蹈人物速写”;石鲁、钱松岩的代表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红岩村》;还有哥雅的名作《抢杀起义者》等。直接影响过我的还有我的室友——余福州。他喜欢刻印套色木刻,我还收藏了他的好几幅作品。
    重新接触美术是在读研的那些年(1978-1980),导师让我们成立了一个“美学兴趣小组”,七、八个人,有时候会在一起欣赏名画,或听人讲画。1981年初吧,川美油画专业毕业生的作品(包括罗中立的《父亲》)在成都“万岁馆”展出,我去看过,很受震撼。
1981年,被分配到“南艺”教书后,几乎天天都与画家、美术作品打交道,自己在课堂上也要讲到不少经典名画,专业感觉得到了训练和强化。
1985年开始与人合作发表第一篇画评(王孟奇)。1989年,当上了美术编辑《江苏画刊》。
袁小洁:这就算正式进入美术圈了。
陈孝信:对。
袁小洁:再回过头来说说,1956年,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预科学校读高中,这住校学习的三年是您成长和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什么这样说?
陈孝信: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预科直属复旦大学,不少教师都是从大学各系科抽调过来的,师资力量强。
高中三年课程我们只用二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三年分为文、理两科,我被分在文科。上三年级时把大学一年级课程内容都拿来给我们讲。最后的升学率达96%,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那是1962年,全国只招了17万大学生,是建国以来招生最少的一年,可见录取之难。预科的老师给了我太多的正能量,让我一生都受用不尽!
【一生中的恩师】
袁小洁:对,采访你们几位老师,我发现你们都很幸运的遇见了好老师,尤其是您,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能遇见优秀的老师,他们分别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正面引导?这里我们统一梳理一下。
陈孝信:初小的一位老师:徐国振,他和他年轻的妻子都在龙王庙小学教书。徐老师的书教得好,对学生要求严,有时还要体罚学生,我记得就被他罚打过一次手掌心。
高小的一位老师毕怀明,也是夫妻俩,教我们时他们还在谈恋爱,他教我们语文,还在课余给我讲《水浒》里的故事。
初中的老师,许堃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有屠杏芬,都是年轻的未婚男女,我对唐诗的爱好,就是在初中那些年里培养起来的。
读高中预科时的好老师多了,印象深的有吴欢章、赵景琛等,我们预科主任的课讲得很好,姓名记不起来了。
大学时代,许杰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选,他本人是30年代的一位作家,还是一位民主人士,解放后被打成了大右派,教我们时已是满头银发,他的讲课风格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钱谷融教现代文学史,他教我们时正当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当时,他受到了周扬的点名批评,说他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者”,因为他当时主张“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他有思想,更有文采。在一次课堂作业中,我就人性问题写了17条提纲,阐发了人性的复杂内涵,受到了他的注意。他在大课堂上当众表扬了我,肯定了我敢于独立思考问题的做法。这对我鼓励很大。后来我一直都在梦想做一名文艺评论家。
袁小洁:钱老师对您走上批评之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孝信:对,他是我走上这条路的第一个重要推手。另外,我的硕士生导师之一是王世德,他是影响我从事艺术批评的第二个重要推手。他建议我们成立美学兴趣小组;支持我们编撰国内第一部《美学辞典》(1986年正式出版);还聘请李泽厚等著名学者来给我们上课,并带我出去听他讲学,对我言传身教,又把我引上了从事艺术评论的职业之路。李泽厚虽然只给我们上了一个下午的课,我也只陪了他一天去川西考察,但他的美学思想、治学精神对我影响深远,这些影响主要通过后来读他的书所获得。通过读书来认识的老师还有朱光潜先生。他的《西方美学史》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对我的影响同样深远。我的专业底子主要得益于以上几位老师:钱谷融、王世德、李泽厚、朱光潜。
袁小洁:这么多老师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位?
陈孝信:如果只讲一位的话:王世德。
袁小洁:为什么呢?
陈孝信:因为他是直接指导我研究生课题的老师,他和我接触最多,又直接指导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袁小洁:主要是对您学术上的影响。
陈孝信:对,还有我们合作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辞典》,他是主编,我是组织者。我是直接配合我的老师,编了一本几十万字的《美术辞典》。你想几十万字,工作量之大,我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接触之多,这就是手把手教,我算是他最重要的助手,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最大最具体。后来这本书在1986年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袁小洁:1962年,您考入了第二志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六年(其中因为文革延迟了一年)大学期间,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六年的大学生涯,是否冥冥之中为您以后当批评家奠定了基础?
陈孝信:难忘的事不少,比如挑灯夜读,在宿舍得门后面贴《学习心得》;抢图书馆位置;在课堂上喜欢提问题;偷着出去看前苏联电影;横游黄浦江;下乡搞“四清”兼职生产队长,带领农民早出晚归,干农活;“四清”结束后终于加入了共青团;在崇明岛劳动期间抓螃蟹,然后在长江口小酒店煮蟹下酒;当“保皇派”红卫兵,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1966.9.17,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早请示,晚汇报;组织批赵丹;参加市革委电影系统专案组……留下了许多令人忏悔的往事。“究竟又是谁之过?”——我总是这样反复地问自己。1965年批“黑小说”《苦斗》,发表了一、二百字左右的小文章,得了贰元钱的稿酬。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批评文字,也成为了我最初起点。
袁小洁:大学期间您学习非常勤奋,那时候您主要爱看哪方面的书?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艺术爱好?
陈孝信:大学期间看的书比较杂,有一些是围绕着课本来阅读,各种参考资料,背古诗、词、文章;还爱看鲁迅的书,写读书笔记;看新出版的小说,如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另外就是看杂书,戏剧剧本、电影剧本,也有美术类的。
袁小洁:艺术爱好呢?
陈孝信:艺术爱好是唱歌和看电影。
袁小洁:您的书斋名叫“草履斋”,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
陈孝信:起这样一个书斋名最原始的想法是要做到与众不同,并且要具有特立独行之义。可以拆开来讲——草:羊爱吃的粮食,虽普通平常,但生命力顽强,芳草遍天下,春风吹又生;绿色——也是我的幸运色,一生钟情。履:(1)鞋或是草鞋;(2)践行;脚踏实地。我还真穿过草鞋,还有草棉鞋。“草履”二字也可以合起来讲:(1)草鞋:(2)一切生命的原虫:草履虫。它代表了起源,也表示了我要追根问源:我们从哪里来?
袁小洁:这个答案您现在找到了吗?
陈孝信:还在继续寻找。
袁小洁:您的笔名叫水聿和凝寒?这两个笔名分别有什么含义?
陈孝信:水聿这个名字是因为阴阳先生说我“命中缺水”,所以笔名中就有了一个“水”字;“聿”即是笔,用它来爬格子的意思。取名凝寒,是当时空气不自由,到处都透着浓浓的寒意。所以叫“凝寒”,有凝结寒气,以示抗争之义。
【可叹,“处处闻啼鸟”】
袁小洁:终于谈到关于感情的问题了,嘿嘿,您比较难忘的感情经历有哪些?
陈孝信:在“一月风暴”中下工厂,与一位女工谈了场无花果的恋爱。
袁小洁:与女工谈恋爱?为什么说是“无花果”?
陈孝信:就是有花不结果嘛。这个女工是个刨工,年龄比我小两三岁,长得很漂亮,眼睛大大的,非常精神,在工厂里是一枝花,她也有很多追慕者,我到了工厂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正好在他们的班组里头,我跟着她学刨工,我们算是徒弟追师傅,我见她这么开朗漂亮,这么阳光,自然而然就很喜欢她嘛,追求她呢,后来她也愿意跟我谈了,谈了半年多的时间,但是她还是觉得我不合适,大学毕业后还要分配到外地,还有种种现实因素,就另外找了一个人,根本就把我排除在外了嘛,所以就成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我当时很在意,很投入,感情上也受到挫伤了嘛。但很快我也面临毕业分配,就分配到四川江油,到成都的一个部队,到部队工作以后,整个青春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风吹了。
袁小洁:您在大学期间呢?仅仅只是暗恋过几次?
陈孝信:初恋不懂爱,“处处闻啼鸟”。
袁小洁:为什么是“处处闻啼鸟”呢?
陈孝信:“处处闻啼鸟”就是说,当时到处看见美丽的女人,到处泛起爱的心愿,一厢情愿的这种情愫,但都是没有结果的事情,都是盲目的事情,也都不是两厢情愿的事情,明白了吧。
袁小洁:大学期间发生过难忘的事情吗?
陈孝信:大学入学的时候,就写了保证书:在五年大学期间不谈恋爱。公开谈恋爱会让人瞧不起,辅导员还会找你谈话,系上还要不点名或点名批评,谁还敢?所以就有了几次暗恋,一次是高我两个年级的一个女生,人矮小,秀气,有才,但是她那时已经有男朋友,只好偷着看上几眼。第二个是低我两个年级的一个女生,个高、大辫子、大眼睛、秀气,连名字也不知道,也总是爱偷偷看上她几眼。第三个是“文革”中,我们到北京舞蹈学院串联,正上楼呢,迎面走下来一位姑娘,她的美丽如同一束光茫,射得我不敢睁眼去看她!就那一瞬间,我就被她的美征服了!可接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此刻却成为了我一生都忘不掉的美丽记忆。
袁小洁:那您的初恋呢?
陈孝信:真正的初恋对象叫庞鸣莉,她是我的初中同学,一位来自宁波的姑娘,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她22岁,主动向我示爱,我却懵里懵懂,不敢负责任,最后还伤害了她,这成为了我一生的遗憾。
袁小洁:陈老师也受了好多次情伤啊。
陈孝信:所以我说是处处闻啼鸟,不懂恋爱和婚姻是怎么回事,只是有一种情愫,但是没有真正结出果来。呵呵,离开上海,踏上“三线”的工作岗位,这一切的一切也都随之而去……我告别了青春,撕裂了初恋,埋葬了梦想。
【十年蹉跎】
袁小洁:有关文革时期,您的文章里也有过充分的描述,对于当年那种“不敢有片刻的反思、完全失去自我,真正的热情和独立意识被强大无比的政治惯性推迟了十年多”的文革时期,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陈孝信:对于“文革”,有许多话可说、要说,但在眼下说,不合时宜。所以,我只想多说一句:我向那些受过我伤害的老师、艺术家、领导们,表示深深的、由衷的忏悔!我向还活着的已死去的你们三鞠躬!
袁小洁:1968年7月,您从大学毕业的时候24岁,因为出身属于“红五类”,您被分配到了成都军区建字第零一部队工作。在这里工作了多少年?
陈孝信:1968到1970年3月份,大约二年不到。
袁小洁:为什么说这十年是人生低谷和蹉跎岁月?这十年又发生了什么事,让您“最终醒悟”并走上独立之路?
陈孝信:因为我认为自己名义上是人民教师,实际上是误人子弟。一方面当时执行的是“后文革”教育路线,继续鼓吹“极左”的一套,比如语文课如同政治课,学语录,学毛选,学政论,学时事,没有多少语文的内容;不停地搞运动,参加大批判;每个学期都要安排师生一起下乡、下厂劳动,也就是所谓的学工、学农,常常侵占许多的教学时间。另一方面全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1969年开始,毕业生响应号召,到农村当了“知青”。大学不办了,工厂基本不招工,学好了也同样没出路,谁还乐意好好读书?
袁小洁:对。
陈孝信:所以教学秩序混乱,风气极不正常。我在这个年头当教师,岂不是与学生和知青一样,蹉跎岁月?!十年教书(1968-1978),十年蹉跎;从江油到宝鸡——从部队到工厂;自己也由“红卫兵”到“臭老九”,接受了十年的所谓的“再教育”。人在体制,身不由已——这是十年中最深的体悟。所以一旦体制有了松动,我便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
袁小洁:十年后,也就是1978年是什么机缘让您到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
陈孝信: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便抓住了机会“背水一战”,当年我35岁,属于最后一批有报考资格的考生,再过一年就超龄了,想考也考不成了。
袁小洁:为什么选择了文艺美学专业?
陈孝信:在选专业时有过犹豫,想考先秦文学的,因为当时对《诗经》有了兴趣,但古汉语底子差,怕考不上。文艺理论虽然是我的强项,但当时文艺路线斗争复杂、多变,不想介入,所以,最后选择了相对冷门,又缺少定论的新兴学科——美学。我报考的是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的美学硕士生,并没有填报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美学。但在录取的时候,阴差阳错,到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后来得知其中的原因是我的外语是俄语,分数低,所以蒋先生没法录取我,可我的专业分又是最高的——93分,所以蒋先生便把我推荐给了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導师。
袁小洁:研究生毕业后,1981年--1987年期间您任职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您在学校教哪一门学科?这期间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陈孝信:教《美学基础》,当时属于新开的必修课。难忘的事是独自带着两个女儿上班,常常是等孩子睡着了觉,才开始备等第二天的课,日子又忙碌又艰辛,教学效果却广受学生好评(竟有年轻学生听了课就跑来向我示爱)。
袁小洁:魅力好大。
陈孝信:呵呵,学生中有李小山、周京新、王璜生、黄宗贤、柴小刚、沈爱凤等,如今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专家、教授、馆长、院长了。还有一个学生——靳文艺。他是进修生,听我的课很认真,而且是听了一遍又一遍。
袁小洁:可见您的教学方法很得人心。
陈孝信:其中还有一个学生叫沈爱凤的,他每次听课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我的讲课内容,他到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参加工作后还一直保留着。在我七十岁生日前,他把当年的听课笔记全都整理出来,作为寿礼又送给了我,真是让我感动不已!
袁小洁:能收到这样的礼物,真是很欣慰。

【踏上独立之路】
袁小洁:1988年,您为什么辞去“南艺”教职,到《江苏画刊》任职?
陈孝信:直接的导火线是我认认真真报送了高副教授的资料,又是准备外语考试,又是准备研究文章、研究成果、研究教学的资料,填表,忙了好几个月,凭我的学术成果和教学反馈,凭我的学历资历都是理所应当评上副教授的,按他们正规的游戏规则评上副高是没有问题的,我是研究生毕业,教了六年的课,发表文章不少,研究成果也一堆,但是实际情况呢,他们为了照顾一个比我大的老先生,因为他再评不上的话就没有资格再评了,同时这个人又是和评委有关系的一个人,他们把指标给了他,他教学反响和成果都不及我,但是给他评上了,说我年纪轻,叫我再等三年。当时我非常生气,我说这是原则问题,这个游戏规则就不公平。
袁小洁:所以对体制感到失望了。
陈孝信:对,这是导火线。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在体制里工作的时候,对体制里的讨生活是逆反的。处处不自由,条条框框很多,规矩很多,无聊的政治学习也很多,浪费很多时间,在我头十年的工作中,感到体制不自由。体制不是我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呆的地方。它会束缚我们的手脚,会限制我们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所以我一直想摆脱体制,但苦于找不到机会。1988年,上面传的文件,说可以拒聘。
袁小洁:拒聘是什么?
陈孝信:就是你来聘我,我可以拒绝。到88年这个文件下来,才允许我们有了选择权。一允许我们有了选择权,当时我就很兴奋,终于有了选择权,我可以拒绝聘任这个工作和职务,我可以接受人家的聘任。口子一开,我马上就跑了。再加上导火线,有了这个政策以后,我何不利用呢?所以我马上利用了这个政策的自由,跑到《江苏画刊》去应聘。《江苏画刊》的主管领导刘典章和所在部门江苏美术出版社的一把手——索菲,这两个人对我很赏识,关系也不错,他们看中我的才,所以我就被《江苏画刊》聘用了。但这次离开学校,我并没有摆脱体制,我只是从一个体制到另一个体制,然后我努力工作,拼命工作,把《江苏画刊》办得有声有色,按刘骁纯的话说已经办成像全把我辞掉了国的一流大刊了,他们又利用了意识形态的理由,把我给辞退了。
袁小洁:具体是什么原因?
陈孝信:政治原因,或叫意识形态的原因。当年的文化部长和主管部门领导点了我的名,查出了刊物上不少的所谓“出格”文章,并认为是“资产阶级抢夺了阵地”。所以,他们现在必须把它夺回去。《江苏画刊》直接的顶头上司“顶”不住了,自然就要拿直接的责任人——我来开刀,这也叫“丢卒保车”吧。
贾方舟:那是89以后了吧。
陈孝信:90年代初了。
贾方舟:刘典章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里面就说这个事,他说《美术》杂志有高名潞,《美术报》有栗宪廷,《江苏画刊》有陈孝信。
陈孝信:我们三个人全部被开掉了。
袁小洁:然后您就决定走上独立之路了?
陈孝信:我说既然体制这么不好混,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却这么受气,受压抑,干脆自由吧!更为重要的是,在内心深处,我一直都想做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宗教的自由知识分子。同时我也想挑战自己的能力,难道不吃皇粮我就活不成啦?所以我从1991年起就彻底地离开了体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撰稿人和策展人。在国内这个圈子里,真还是第一批。
袁小洁:独立之后这几十年,感觉如何?
陈孝信:家鸡有食刀砧近,野鹤无粮天地宽。感觉总的来讲,精神上是自由的,愉快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有一段艰难的过程。尤其是最开始的那些年:精神自由,衣食有忧。
贾方舟:陈孝信是我们批评家里面第一个不吃皇粮,完全独立的批评家。真正做到了不拿官饷,不要铁饭碗,靠自己写文章赚的银子来生活的。
陈孝信:后来的事实证明:穷困但绝不潦倒,起码还不至于饿死我。这条路也就这样高一阵、低一阵地走了下来。这些年的日子,还渐渐见好了。到今天已经有24年了。
袁小洁:那时候家里都支持您?
陈孝信:我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管我了。我和前妻84年就离婚了,孩子都还小,无法干涉我,父母在上海,又都老了,也管不动我了。
袁小洁:您那时没有养家的责任?
陈孝信:怎么没有?离婚后两个女儿都跟着我的,小女儿大学还没毕业。所以当时所有的经济来源都花在孩子身上。
贾方舟:这算是很勇敢的一步。他的独立和当时职业画家的独立几乎是同步的。
【人生角色】
袁小洁:年前看到您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您夫人的照片,一看就知道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您能谈谈和夫人之间的故事吗?
陈孝信:现在的太太叫蒯玉陵,是明代建筑大师蒯祥的后人,这有谱系为证,祖籍山东潍坊。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当年她48岁,我60岁,我们都离过婚,所以都能懂得珍惜彼此,珍惜缘分,但因性格、生活习惯等原因,也少不了磕磕碰碰。
她随我到处探访艺术家,跋山涉水到了不少地方:青岛、烟台、黄河入海口、日照海滩、鼓浪屿、武夷山、黄山、桂林、阳朔、雅安、海螺沟大冰川、台北……今年还要一起去欧洲呢!我们的心态都还年轻,生活中不乏浪漫情调。
袁小洁:有哪些浪漫的情调,能举点例子吗?
陈孝信:比如说我们一起游山玩水啊,吃吃喝喝啊,广交朋友。我的画家朋友都知道,我去采访画家,去底层做原野调查,都把她带在身边去的,所以认识她的艺术家特别多。艺术家对她都是有好评的。
袁小洁:您眼中的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孝信:她是一个有很高文艺天赋的人,嗓子很好,歌唱得很好,可以达到专业水准。年轻的时候还跳芭蕾。她是处女座,有洁癖,很爱干净,活泼,富有善心,贤惠,这些基本品质我都很欣赏。
袁小洁:您作为一个儿子、父亲、丈夫、朋友、老师,您分别如何评价自己扮演的这些角色?
陈孝信:作为儿子,只能算是及格吧,不够尽职。我母亲1999年走的,活了85岁,父亲2007年走的,活了89岁。他们的晚年,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只能是逢年过节回去探视。直到他们生病了,才多回去了几次。每念及此,十分内疚!
作为父亲呢,虽说已经做到尽职、尽心、尽力,但沟通方式简单,不够耐心细致,甚至粗暴,有家长作风,有时狠铁不成钢,有时又过分地溺爱。
作为丈夫,以前离过婚,伤害了前妻。现在比较地尽职尽心,学会了善待对方,夫妻关系良好,是个合格称职的丈夫吧。
袁小洁:作为老师呢?
陈孝信:作为老师我还是负责和敬业的,付出了近20年的心血,可以说还是称职的。作为朋友,重情重义,广交艺术界和学界名流,也乐于助人,帮助过不少人。性格直、敢说真话,也得罪了不少人。
袁小洁:您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以前您养过一只小狗,和我们说说它的故事吧?
陈孝信:狗狗叫香香,它是一只京巴狗,品种好像还不太纯,是我的小女儿从市场上选中了它,把它带回了家并执意要养它。我当时的态度是它既然和我们家有缘,我们就要负责它一辈子。小女儿大学毕业上了班,狗狗就跟着我过日子了。我成了它的爷爷和保姆。“吃喝拉撒全都管,雷打不动遛三次,相依为命许多年,感情深厚永难忘。”
袁小洁:“成名成家”曾是您大学时代读书的动力,为什么会萌发这个念头?但是有人说批评家一生都在研究别人,是一群忘掉自我的人,在这几十年的人生中,您为此迷惑过吗?到现在如何看待名利?
陈孝信:年轻时,功名心重,一心想出人头地,当个什么“家”,做到名利双收。但当时没这个可能,也只是想想而已。读完研究生,尤其是辞去公职以后,越来越淡泊名利。48岁那年,我给自己的人生立下了“三不”:1、不要公职和职称——不吃“皇粮”;2、不从政当官;3、不经商发财。一心做学问,回归书生本位。还谈什么名利?
【走进艺术的世界】
袁小洁:能否列举几位古今中外您最喜爱的艺术家?
陈孝信:多了去了,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拣出几个主要的吧:
中国古代:范宽、黄公望、徐渭、八大、石涛、渐江、龚贤;
外国古代: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伦勃朗、歌雅、德拉克洛瓦;
外国现、当代:莫奈、雷诺阿、罗丹、摩尔、杜马斯、草间弥生;
中国现、当代:黄宾虹、林风眠、赵无极、尚扬、李华生、仇德树、蔡国强、苏笑柏、谭平、李津、李孝萱、张方白、毛焰、张浩、张羽、南溪、刘庆和、蔡小华、刘亚明、刘国夫等。
袁小洁:您和许多艺术家都是朋友,艺术家们在您眼中是怎样的一群人?
陈孝信:艺术家是特殊群体。秉赋好,敏感带有神经质,相对偏执、病态,非理性的占大多数,比较一根筋,有反叛性,不墨守成规,有超前意识,性格不稳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具体人物具体分析。
袁小洁:您和艺术家朋友的故事也挺多的吧?
陈孝信:说到这儿,我还想谈一点自己的批评主张:在专业上要和批评家交朋友,另外呢,就要和艺术家亲近,做艺术家的朋友,并尽可能地走进他们的工作室。
刘亚明:这是陈老师最爱做的事情。
陈孝信:这是我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两个圈子里,我都有很多好朋友,可以保持终生友谊的朋友,比如在坐座的老贾和邓平祥可以见证。我们已然是终生朋友,二话不说,精神相投,志趣相投,大家都很有人情味儿。我和很多艺术家也是这样,我走进他们的工作室,亲近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和他们个人成为了终生朋友。我有很多很“铁”的艺术家朋友。
刘亚明:这旁边就坐了一个。
陈孝信:呵呵,刘亚明就不说了,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我不仅和他成为朋友,还把他介绍给我身边的批评家朋友。亚明是我的兄弟。还有申伟光,申伟光和很多人都不容易成为朋友的,但是他是我的终生朋友,他非常信任我。我可以这样坦率自豪的给你说。我所做的事他都不反对,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和放心,所以他“闭关”了以后,个展上的事都是由我来做,他却很放心,因为他相信我能把事情做好。还有一个例子,蔡小华,西安的一个艺术家。他是画抽象的,我个人认为他画得比江大海还要好,所以我就准备和一些朋友联合起来把蔡小华推出来,他和我也是兄弟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故事也是长长的,多多的。他作品每个阶段的推进我都是清楚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推进,他内在的动因是什么。就像了解刘亚明我了解蔡小华,就们作品背后的动机和原因我都非常清楚。
刘亚明:他很了解我们的生活。
陈孝信:这些“铁”哥们对我就没有秘密可言。
刘亚明:包括女朋友。
陈孝信:诶,非常坦率,非常直爽。真的是包括私生活。这样的朋友我可以举出一圈,还有浙江的张浩。张浩有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有一次他们一家三口,从王林那里做完展览,背着作品回杭州,途中到南京,特别从船上下来想来拜访我。那天正好南京下大雪,大雪封门,而我那天正好不好家里,结果他们敲了半天门,也没电话,找不到我人。结果我楼下艺术家朋友看到张浩,帮他们找了一个旅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就回杭州了。
袁小洁:没见到您?
陈孝信:没有见到,还带着几岁大的孩子,但是毫无怨言。就这样的友谊。这样的故事我可以举出一长串。
贾方舟:我再来给你补充一下。陈孝信在我们批评家里面,他跟别的所有批评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非常深入和扎实的一个一个的发现人才,做个案研究,跟踪艺术家,没有一个批评家做到他这一点。他这一点做的特别突出。陈孝信给我介绍的艺术家有几个,比如说刘亚明,他跟我讲,让我去他工作室,说去看看你肯定不会失望,还有他说苏州有一个艺术家叫虞村,你要去看看,我到苏州以后打了电话,看了以后我建议他到北京做展览。所以陈孝信真是一个个的在关注,默默的去发现人才。他做事的认真劲儿啊,真是。包括他做《文脉当代》,他只要认定的一个事,就会一直专注的做下去。
袁小洁:这一点很可贵。
陈孝信:像张方白和李向明,都是我展览上的常客。
贾方舟:这还和什么有关系呢,一开始陈孝信就把自己推到了体制外,把自己定位为草根,草根批评家才可能关注草根艺术家。一个在很高行政阶层的人,不可能去关注底层。这些草根艺术家,在还没有被人发现和重视的时候,你这么用心的对待他,这很可贵。
陈孝信:我的学术主张是:艺术科学里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科学。我以前谈批评的时候就谈过,艺术科学除了史学和历史科学的意义之外,它还是一门人文科学。高尔基最早说过的一句话,文学是人学。艺术也是人学。这是个核心命题。
【砸锅卖铁闹革命】
袁小洁:你和许多批评家都是好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想告诉我们的?
陈孝信:与王林同床的故事。
袁小洁:哦,这是什么事情?
陈孝信:王林在89以后想组织一个“北京西三环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在商议这个活动的时候,第一个找到了我。那是92年左右,他专门到南京来了一次,当时的情况是根本没有活动经费,都是拿自己的工资在做事情。
袁小洁:嗯,都是自费。
陈孝信:我91年以后,连单位都没有了。
袁小洁:您当时离开了《江苏画刊》。
陈孝信:对,91年以后我连工资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到外面安排宾馆,当时都是到谁家,就谁家自己招待。当时我已经离婚了,是个单身汉,所以王林就在我家,跟我挤在一个床上。
袁小洁:小床还是大床?
陈孝信:当然,床还是比较大的。当时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俩躺在床上谈出来的,谈得很晚了,谈不动了,就睡着了。这就是和王林同床的故事。
袁小洁:还有呢?
陈孝信:第二个故事是王林到南京来做“西三环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循环的第一站,就在南京做,由我来接待他。当时的条件可以住宾馆了,所以他没有在我家住,但是他为了宴请南京的艺术家,他自己去买些菜和调料,在我的厨房里来做地道的川菜,招待南京的艺术家。王林的手艺真还可以!四川的男子汉都能做一手好菜。
贾方舟:哦,王林还有这个本事。
陈孝信:对啊,大家对他的厨艺都赞不绝口。那一顿吃的特别香,大家又吃又笑又闹。
袁小洁:好愉快的聚会。
陈孝信:对,那时候做展览就是这样的情形。下不了馆子,就在自己家的厨房做饭。
贾方舟:我对王林那个展的评价很高。
陈孝信:对,所以叫“砸锅卖铁闹革命”。我和王林做“南京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的时候,就是“砸锅卖铁闹革命
”,自己掏钱来做,朋友再赞助几个钱,就把展览做起来了。后来反响还不错,在南京艺术圈引起了一场轰动,大家知道原来还有人在关心当代艺术的推进,还有人在做这一件事,我们还能参展,非常兴奋。实际上这个展览是在一个并非正常的美术馆——南京科技馆做的,那一次真像过节一样。
贾方舟:我问一下,南京的展比北京早还是晚?
陈孝信:北京早,北京做完后的第一站就到了南京。
贾方舟:我参加的是东北那次。
陈孝信:东北应该是第三次,东北完了就是广州。南京这次,就像一次狂欢节,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大家都非常兴奋,大家都毫无功利性。我还记得哪些展览资料啊,都是王林自己背过来的,那时寄快件、印书都不可能。
袁小洁:哦,那太多了,好吃力。
贾方舟:就是为了逃避审查。
陈孝信:对,实际上就是今天讲的“自媒体”。但那时候做的很辛苦,不像现在的自媒体很方便,微信、微博一点就有了。那时所有的资料都要自己准备,让一个个艺术家把资料寄来,王林再做系统的整理,整理好了又做成几十个板子,捆绑在一起,自己背着到处去做展览。
袁小洁:这个回忆很有意思。
贾方舟:你这个自媒体的概念用在这里很好。
陈孝信:当时的意识形态,停办了几个刊物,又勒令改向了几个刊物,比如《江苏画刊》,就让它改向,不准再报道当代艺术,所以媒体和美术馆在90年代初期要报道当代艺术,那是不可能的。当代艺术当时已被全面封杀,被打入到了“地下”。
袁小洁:所以你们采用自费的方式。
陈孝信:对,如果不做自媒体,怎么来推广当代艺术?怎么把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重新串联起来,把这个舆论制造起来?
袁小洁:对。
陈孝信:那时展览吃饭都自己掏钱,稿费都没有。
袁小洁:来开会的人也都是自己出钱吗?
陈孝信:是的,都是自己来,开会的时候还慷慨激扬的发言,大家找个地方一起搓一顿,就完了。稿酬之说在那个时候完全是不可能的。呵呵。就是义务劳动,义务宣传。我们就是当代艺术的义工。
袁小洁:呵呵,还有别的故事吗?
陈孝信:还有就是和方力钧一起,在老栗家睡沙发。老栗和85新潮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85新潮运动中的大将,用刘骁纯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猛士”。我接手《江苏画刊》以后,与这些大将级的人物,比如栗宪庭、高名潞、刘骁纯、贾方舟啦,往来都很密切,但要找个宾馆住一下还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90年代。所以我和老栗沟通都是住在他家里。沟通到了晚上,就在他家睡觉。那个时候,方力钧刚刚从中央美院毕业,还在社会上流浪,没有找到工作。老栗不是在做“后89“的时候看中了方力钧吗?所以,对方力钧比较关心。方力钧就在老栗家蹭吃蹭喝,晚上就睡在老栗家里头。我过去了怎么办呢?老栗就把沙发拉开,方力钧睡这头,我睡那头。
袁小洁:哈哈,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愉快,而且还可以促膝长谈。
陈孝信:诶,对,那个时候都是超越功利的。就是革命同志,不要计较那些世俗的东西,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一个锅吃,在一个床上睡。哈哈。
袁小洁:还有一个故事是您到彭德家吃玉米吃芋头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
陈孝信:我虽然从《江苏画刊》下来了,但是主编对我大力支持,所以我又继续为了《江苏画刊》工作了两三年的时间。实际上我的工作一直延续到93年。有一次到湖北武汉去,是为了组稿和谈些事情啦,那时候我已经不可能去报销住宿费了,所以就住在了彭德家里。
袁小洁:呵呵,全都是住家里。
陈孝信:嗯,这次又住在彭德家里。彭德的太太是《传奇故事》杂志社的,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也是个大忙人,彭德的生活规律是很特殊的,他晚上不睡觉,忙他自己的事情,早上不起来,到中午前才起来。对我的生活习惯他们也不了解,所以他们用彭德口味和爱好给我做了一桌非常丰盛的菜,饭桌上的主角呢就是山芋啊,玉米棒啊。
袁小洁:哈哈,彭德老师的食谱一直都很健康。
陈孝信:对,很健康。但是我以前到农村搞“四清”,在农民家住的时候天天吃粗粮,老吃地瓜和山芋。后来到陕西工作了八年时间,更是天天与粗粮为伴,把我的胃都吃坏了,一直消化不良。所以我有点忌讳再吃山芋和玉米棒。我说我见到山芋和玉米棒胃都要反出来了!彭德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以为你也喜欢,非常抱歉。后来,他老是道歉这个事情。当然了,现在年纪大了,觉得吃粗粮很不错,但那几年我对这些东西确实有点感冒。
袁小洁:呵呵,还有吗?
陈孝信:还有一个吕澎“神笔”投搞的事情。我保留了很多当年的手稿,那时候写作基本上是手稿,用笔来写。吕澎投了几次稿,每一次都是几十张纸,他一张纸上写上几十个字,哗哗哗洋洋洒洒一页,吕澎写东西是一气呵成,字写的很大,不断的换纸,写一篇短短的文章都有十几页纸,一张稿纸上几十个大字,我觉得吕澎的手稿特别有意思,所以称之为“吕澎神笔”。
袁小洁:您干过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陈孝信:2006-2007年与杨东先生的合作。经朋友介绍,他专程赶来南京,住在“南京饭店”,我去见他,谈我的“文脉当代·中国版本”策展理念、思路以及具体方案,花了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他听完后,几乎是完全认同了我的策划,并当即拍板同意投资六十万元来做《2007·北京·今日美术馆“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大型综合艺术展》。结果,成功了!而且还超资了不少。这是一次十分幸运的事,自然得意!
【理想人生】
袁小洁:如果没有做批评,您想做什么职业?或者说您想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陈孝信:一直想从事电影事业,当导演到处去拍电影。
袁小洁:您满意自己的生活吗?如果可以重新活一次,您想什么样的生活是最理想的?
陈孝信:大体满意,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三点一线一面”:个人兴趣和能力;恰遇机会:施展身手的舞台——三者皆备乃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此为理想人生。自然,还应有“美酒加咖啡”。
袁小洁:您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走过人生的万水千山,看过世间的沧海桑田,作为研究你们的年轻人,肯定很想从你们这里得到一些人生的智慧,您对此有什么想告诉他们的?
陈孝信:“立足本土,传承文脉,回应世界,肩负历史。”16个字,加上“博学、深思,务实,勤奋”。

 

【自由批评之路】
袁小洁: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您的学术之路:您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文章是什么?
陈孝信:1985年,在《江苏画刊》第八期上发表《简妙清空、奇思颖悟——王孟奇的画》,这还是与董欣宾合作的。
袁小洁:1988年,您辞去“南艺”教职,到《江苏画刊》任职,这算不算是走上批评之路的起点?
陈孝信:可以这么说吧。到《江苏画刊》任职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组织、报道《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同时,还首次组织了批评家、艺术家的座谈会。
袁小洁:因政治环境所迫,1989年后许多刊物都停办或转向了,为什么《江苏画刊》能“一枝独秀”(彭德语)?
陈孝信: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做事,关键之一在于要弄清楚你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关键之二在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是否允许。总之一句话:事在人为。我进《江苏画刊》时,顶头上司还是索菲,刘典章。不久之后,社长才换上了程大利,但刘典章还是主编、一把手。他们都是有远见的出版家,改革派,所以小环境还是可以的。有他们撑腰,我就可以放开胆子去干。我的职责是继续“立足当代、面向全国”的办刊方向,把它推向全国一流大刊的地位。我也清楚地知道,风向一旦变了,实际上是已经变了,所以有人说我当时的处境是“逆风千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就可能是落得个“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果然如此。走人就走人,但我想干的事毕竟干了,没干完可不能怪我,呵呵。这叫“进一个球,也输一个球。”在中国,再好的球员也就能踢成“1:1”。
【我眼中的《江苏画刊》】
袁小洁:您认为《江苏画刊》在当时的新美术浪潮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孝信:《江苏画刊》是85新潮美术的重要阵地。它为新潮美术制造舆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作出了一份重要贡献。
袁小洁:您在其中又做了哪些工作?
陈孝信:我的工作,除了继续为新潮美术制造舆论、摇旗呐喊之外,还重点推出了一批批评家和年轻的美术史家,如:水中天、贾方舟、皮道坚、彭德、粟宪庭、王林、范景中、傅申等。此外,组织了“新文人画”“新学院派”“鲁美现象”的报道和讨论,等等。
袁小洁:1991年,您被迫离开了《江苏画刊》,经过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离开体制独立之后,您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陈孝信:所做的事包括:继续编辑杂志,比如《朵云》、《美术界》、《 艺术界》、《美术文献》等。二是写个案评论,已有一百多篇了。三是策划展览:《边缘视线》共4回;《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共8回,还有不少个展。四是编书,如《水墨潮流》、《天梦——常进的绘画世界》、《文脉中国》等。
【与当代水墨的因与缘】
袁小洁:从《江苏画刊》离开之后,因为什么机缘您接触到了现代水墨并对其产生了研究的想法?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陈孝信: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水墨文化是我们母语文化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我至今都还记得幼年时练习毛笔字的情形)。然后在南艺教书时,接触了一批新文人画家(董欣宾、王孟奇、江宏伟、朱新建、张友宪等),写的第一篇画评就是王孟奇。后来在《江苏画刊》任职时,组织、参与了“新文人画”的推广、讨论。《江苏画刊》成了“新文人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再后来黄专在1993年率先提出“实验水墨”之说,当时他正在执编《广东美术家》,还约我写了一篇文章,为他的主张寻找佐证。我的文章就发表在他所执编的《广东美术家》上,题目是《探索中的九十年代水墨画》,文中列举了一批有“实验”色彩的个案。该文成了最早关注“实验水墨”的批评文字之一。
后来我又写过:《“非笔墨中心”水墨(彩、墨)画考察报告》一文,发表在1996年的《中国画》杂志。我是最早提出“非笔墨中心”观点的学者之一。
1996年,写作、发表了《实验期(又称转型期)水墨(彩墨)生态情况报告》,发表在国内的《美术界》和台湾的《艺术家》里。
1997年,写作、发表了《“试论”观念水墨》一文。以上这几篇文字,都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义。
袁小洁:嗯,您这一做就是二十年,对现当代水墨的研究算是您学术上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吗?
陈孝信:算是吧。
袁小洁:后来您又经历一次学术上的重要转折,即从由“现代”的关注和思考转入了对“当代”的关注和思考?
陈孝信:是的,但并没有停止对“现代”的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当代艺术”的语境和现状都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混杂在一起的,通俗一点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现代”与“当代”无法截然区分,常常是“现代之中有当代”、“当代之中有现代”。
【我与时代的梦】
袁小洁:有人说:“中国版本和超写意艺术(这两个冠名都是由您提出)走向世界,这是陈孝信的梦”,您认为这个说法准确吗?您为实现这个梦做了哪些努力?
陈孝信:2002年,我提出了“版本”转换的思路,即:由“国际版本的中国样式转向中国版本的国际样式”。2003年,策划、推出《中国版本——超写意新艺术邀请展》第一回展览(深圳)。2005年,我又率先提出了“当代艺术中的文脉问题”,主张发展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第四思路”——“文脉当代、中国版本”(之前的三个思路分别是:传统主义、全盘西化或称西方主义、中西结合或中西融汇)。
以后又逐年推出第二、第三、第四……至今已八回,今年要做的是第九回,做“立足本土的当代艺术”,我称之为“必由之路”。
这是我个人的梦,也是众多艺术家的梦,更是一个时代的梦。
袁小洁:您认为自己做过最有意义的展览是哪些?
陈孝信:做展览找艺术家易,找投资难。我自己认为比较有意义的展览一是2007年,北京·今日美术馆:《文脉当代·中国版本》(第五回展览),参展艺术家有58位,“架上”和“观念”作品几乎是各占一半。二是2009年,南京·青和美术馆:《文脉精神》(第六回展览)。
三是2011年,北京·宋庄·当代艺术馆:《中国版本·架上艺术10+10》(第七回展览)。后又移展南京三川美术馆,成为该馆的开馆展。四是2013年,武汉美术馆:《水墨文章之文脉创化》(第八回展览)。参展的10位艺术家都是新水墨、当代水墨领域里的翘楚人物。
袁小洁: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起步比较晚,到现在也就三十几年,您认为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当代批评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陈孝信:第一阶段,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枷锁;第二阶段越来越学理化;第三阶段越来越体现独立精神;第四阶段视角放宽,方法有了更新。总体水平在提升,潜在问题也不少。欣赏与阐释功能;价值判断;评估和定位;良性的互动作用。
袁小洁:读您的文章,发现其特点是感性的部分非常有情感,理性分析部分也不乏文字的美感,您认为这样的写作特色跟您学中文或者个人喜好有怎样的关系?
陈孝信:诗性与思性的和谐——是我一贯的主张,我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批评文章也是文学创作。从这个角度讲,批评即是艺术。
【传承文脉,回应世界】
袁小洁:我还发现一个细节,您的文章里时常会出现关于写作对象和他生命密码(如名字、生辰等)方面的描述,您是否对神秘学有研究?您有信仰吗?
陈孝信:总感觉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艺术的秘密说到底是生命的秘密,人的秘密。秘密永远探讨不尽,我们就只有不懈地探尽。我不信任何宗教,但尊重宗教。“文革”以后,信仰破碎,便不再有信仰,但有我个人的人生秉持和事业理想,还有责任在肩——我就是为这些生活目标而活着,坚守着,也快乐着。
袁小洁:按年龄算,您已该退休在家休息,但您依然活跃在当代艺术的舞台上,是什么动力让您保持了这样的激情?
陈孝信:守护文脉,传承并更化文脉。与这一代人的志同道合者一路同行。
袁小洁:您平时会如何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
陈孝信:我的个人爱好比较广泛,如说文学、音乐、影视、花草、散步、游泳、出游、纸牌……
袁小洁:呵呵,好丰富的业余生活!
袁小洁:作为一位批评家来说,您最大的遗憾(困惑)是什么?
陈孝信:常常感到“无用武之地”,感到个人的无奈,人生的无常。
袁小洁:作为一位批评家,您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陈孝信:眼力和识见。能辨别艺术作品的水准,见常人之所未见。
袁小洁:请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作为批评家这个角色?
陈孝信:传承文脉、回应世界;有所担当,不辜负良知和良心。
袁小洁:如果让您对未来的批评家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陈孝信:同上所说。如何?
袁小洁:您的学术理想是怎样的?
陈孝信:尽力去做一名合格而称职的薪火传承人,为未来的文化复兴事业做一块铺路的石子。
袁小洁:在未来的时间里,您还有哪些新的计划想要实现?
陈孝信:首先是继续“文脉当代·中国版本”的策展理念,做些有意义的展览;同时还要做“文脉创化”的学理研究。
袁小洁:除了工作,其他方面呢?
陈孝信:读一些应该读或有兴趣读但又尚未能去读的书。
袁小洁:哪些书?
陈孝信:例如,《资治通鉴》、《鲁迅全集》、还有国外学者写的中国古代绘画研究专著等。还想练习书法,写写字,学养生和练习太极。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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