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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华:妈妈和儿子
时间:2015-6-11 18:08:44      点击次数:6532      来源:      作者:孙振华     字体颜色
 
    那年,妈妈23岁。儿子无法相信,这个喜欢诗歌的妈妈和眼下文革期间,惶惶不可自保的妈妈是同一个人吗?儿子难以相信,这个过于谨慎、唠叨、处处管着自己的妈妈,居然也有过诗歌的情怀。
更巧的是,笔记本第一页的下端,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时候,儿子也有一个精装的笔记本,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也同样工整地抄写了这段话。
 
    妈妈的笔记本除了诗歌,还有恩格斯、刘少奇、赫尔岑的语录,还有妈妈写给自己的一些励志的话:
 
    人民审判员应当永远牢记日丹洛夫同志在他的论‘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报告所说的话:斯大林同志不仅一次地指出,我们求进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使每个苏维埃人每天总结自己的工作,不怕检查自己,分析自己的工作,勇于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常常考虑如何达到自己工作的最好成绩和不断地在自修上下功夫。
 
    妈妈去世以后,整理遗物,儿子又一次看到了这个笔记本。爸爸说,妈妈的抽屉从来都是自己锁着的,他从来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
    妈妈的秘密被6年级的儿子看到了。在那以后,儿子对妈妈的早年生活有了兴趣,对那些阿姨们的故事也有了兴趣。
    妈妈有时会给儿子讲那些阿姨,甚至讲她们的爱情和婚姻,但是从来不说自己。儿子对妈妈早年生活,只能从零星的只言片语中去想象。
    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得了全校跳高冠军,假期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笑一笑:“我读初中的时候,参加县运动会,得过全县女子短跑冠军。那时候的奖品,是一罐美国奶粉,还是救济品,见鬼!”
    儿子读小学的时候,经常要忆苦思甜,向家长了解旧社会的苦难。儿子对妈妈解放前一直都能读书,心存疑惑。劳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妈妈怎么可以读书呢?妈妈说,读师范是不用花钱的,解放前,解放后都是如此,伙食也是学校负责。妈妈回忆,读书的时候经常喝稀饭,中午、晚上也是稀饭,我们同学都说国民党办的师范学校是“稀饭学校”。
    从妈妈解放前的阅读兴趣推测,她当学生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左翼青年,在学校热衷于读鲁迅、高尔基和苏俄文学。儿子上小学以前,夏天和妈妈在户外纳凉,她总是摇着蒲扇,对着满天星星,讲牛郎、织女,讲安徒生童话,讲《我的童年》……儿子看的第一本外国书,就是家里的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文革的时候,这些书被妈妈烧掉了。
    妈妈喜欢音乐,嗓音洪亮,退休之后,她第一件事就是买回了一架风琴,在家自弹自唱。妈妈当学生的时候,钢琴应该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的物品,弹奏风琴则是每个师范生的基本功。妈妈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抄歌,剪贴报纸和杂志上刊载的歌曲。她得闲的时候,总是捧着着手抄歌曲本或者歌曲剪贴本小声哼唱。儿子想,妈妈如此爱唱歌,如果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学习声乐,会不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呢?
    不过,自从1950年师范毕业在古城参加工作以后,妈妈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唱歌,而是革命,是向组织靠拢,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
    入党,这个目标对妈妈来说,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入党,是她一辈子跑得最辛苦的人生马拉松,也是她心里永远的痛。到了1970年代,女儿入党了,儿子也入党了,妈妈还在党外翘首以盼,还在积极要求进步。
    这一切都和她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有关。
    妈妈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古镇,她的家族是当地望族,明代以来,就居住于此。这个崇尚读书的大家族出了不少政界、学界名人。妈妈的爷爷一辈有十个兄弟,她的父亲是十兄弟中的长房长子,妈妈这辈人按照家族习惯,称父亲为伯伯,称母亲为伯妈。
    外祖父一辈子教书,其教师的声名远播,享誉周边的好几个县。有当地老人对儿子说,你的外祖父写得一手好字,当时我们都是求他的字来当字帖用的。外祖父一生学生无数,其中不乏各色名人。
妈妈一家堪称教育世家,兄弟姊妹五个,三男二女,无一例外都读师范。除妈妈后来改行之外,其余都是教师;下一代也有教师。当地修地方志,特意记载了这个三代从教的教师之家。
    可是,妈妈一辈子闭口不谈父亲,一次都没有。儿子隐约听亲戚讲,早在妈妈读书的时候,就和外祖父断绝了关系。
    抗战胜利后,外祖父当过一段县教育科长。他其实是个不问政治的老学究,是因为在教育界的名望和影响,才被众人推举上去的。当时,外祖父在外地教书,娶了一个小老婆,外祖母则在家乡靠帮人谋生,妈妈知道后,同情母亲,便不再和父亲来往,发誓自己养活母亲一辈子。
事实上,奶奶(外祖母让外孙们叫她奶奶,说这样叫着亲)一辈子的确是跟着妈妈过的,这个善良、勤劳的老人帮着妈妈,养大了三个孩子。
    妈妈家亲戚太多,什么党派都有,社会关系势必复杂。1951年,妈妈当了几个月的教师和小学教导主任后,被选调到政府工作。在申请入党,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组织上要求申请人绝对忠诚,对历史和家庭问题不能有任何隐瞒。单纯的妈妈把她所知道的全部海外关系都写进去了,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台湾,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官。
    妈妈不知道把有些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族人填写进去会有怎样的后果。那些在海外的人里,有的更直系的亲属已经在共产党新生政权中担任了要害部门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因为没有如实向组织交代自己涉美、涉台的海外关系,从此断送了政治前程,一代才俊因此被改任闲差,终生不再重用。
这是妈妈愧疚终生的一个心病。中年以后,这件事越来越折磨着妈妈。因此,她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亲戚格外地好,而且,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向他们悔恨自己当年的幼稚。
    到晚年,妈妈还不时拿自己和有些阿姨相比:“你看,朱阿姨的表哥在台湾,她不说,后来还当了科长呢;李阿姨的叔叔在香港,现在还经常寄钱过来;哎呀,这些海外亲戚当时不说,有谁知道啊!”
受妈妈的影响,儿子从小填各种表格只填爸爸、妈妈,连姐姐、妹妹都不填。她们开玩笑:“连我们都不认啊!”
    儿子应该见过一次外祖父,只是当时尚在襁褓,不可能有印象。
    外祖父得知妈妈有了儿子,特意从Y城风尘仆仆赶来。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外祖父小心翼翼地站在古城法院大门外。那年奶奶60岁,站在院子里的台阶上,远远地看着这个18岁就嫁给他,一共生养了六个孩子(一个夭折)的丈夫,没有出去,也没有说话。妈妈把裹得严严实实的儿子抱出大门口,外祖父看看外孙的脸蛋,笑了笑。妈妈说:“伯伯给他起个名字吧”。外祖父想一想,“叫正华吧”。
    就为了看外孙一眼,在大门口只站了几分钟,外祖父就匆匆走了。
后来,儿子问过爸爸:“他都没有进家里来坐一下,喝口水吗”?爸爸说:“那个时候,是划清了界限的”。
    巧合的是,外祖父起的这个名字,无意中暗合了儿子在山东老家的辈分排行,这一辈就是“正”字,这个误打误撞的名字让远在北方,重视家庭排行的爷爷很是喜欢。
    妈妈和外祖父断绝关系以后,一共只见过两面。上一次还是妈妈结婚的时候,外祖父也匆匆来过一次、他只是为了看一眼,大女儿嫁给了一个怎样的北方人。
     儿子在偷看妈妈抽屉的时候,见过外祖父1960年写来的一封信,在很粗糙的褐色纸张上,用毛笔写的行草。外祖父称妈妈为“毓坤”,这是妈妈的字。信中内容,大抵是叫苦,说的都是他的孤独、疾病和饥饿,那时,正是大饥荒的困难年代。
    这封信后来在妈妈的遗物里没有找到。不知道妈妈当年有没有给他回信?也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给他什么帮助?一年之后,这个可怜的老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儿子好奇,这个给自己起名字的外祖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儿子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了解他晚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真实地还原他的一生?
    由于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妈妈入党的路格外漫长。一年又一年,从来不愿意服输的妈妈只有用忘我的工作,不断向党表示自己的忠诚,努力划清自己和家庭的界限。
妈妈总是以工作认真,能够吃苦而得到大家的肯定。她曾经只身一人下乡抓赌,在满屋都是男人的赌场中,人赃并获,不知道害怕。
    妈妈的高中文凭在当时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她写的判决书,从来没有出过错,而那些提笔就写白字,文理不通的工农干部,最后反而成了她的领导。
那个时候机关经常搞生产,没有劳动经验的妈妈从来没有输过男同志,男人拉一辆板车,妈妈也拉一辆。
    直到退休,妈妈还是保持她几十年的习惯,每天提前半个小时上班,打开水、做卫生、擦桌子,当这一切做完了,和她儿女同辈的年轻的同事才吃着早点来上班。
    妈妈一辈子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格,为她在上上下下都赢得了好名声。
    妈妈年轻的时候,院子里的孩子叫她阿姨;后来叫她伯伯;再后来叫她奶奶。称呼变了,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爱打抱不平,爱管闲事。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喜欢怕她,但又有点怕她。无论谁家的孩子,只要做了不好的事情,不巧被妈妈看见,那一定就会听到妈妈的大嗓门:“你干什么呀,不许欺负人!”“公家的东西,怎么往家里拿,赶快,哪里拿的送回到哪里去!”
    儿子小的时候,因为妈妈多管闲事,觉得面对院子里的孩子们挺难为情的。长大之后,也劝妈妈:“又不关你的事,为什么要得罪人呢?”可是妈妈的脾气已经生成,再改也改不掉了。
    妈妈长期在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擅长民事纠纷的处理和离婚官司的调解,这个职业背景决定了她擅长为亲戚、邻里、朋友、熟人处理各种纷杂的矛盾,各种家长里短的琐事。
    凡是跟妈妈打过交道的当事人,都认为妈妈公正、可靠、耐心、细致;妈妈在亲朋好友,街坊邻里中间,威望非常高。
    不过,妈妈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周期性的情绪波动,甚至沮丧。这些在她个人的检讨中有所反映。为了进步,为了入党,她需要一遍遍向组织表白,一遍一遍自我剖析,就拿放大镜一样,细细搜寻自己身上可能的错误。
   
    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妈妈检讨了这些年的主要错误:
 
    在前几年自然灾害中,由于我阶级觉悟不高,经不起暂时困难的考验,害怕艰苦,贪图小家庭生活的舒适、优裕。1961年为了吃肉,在机关与人合颗喂两头小猪,一头病了赶刀后卖给别人,获利人民币5元(已退)。另一头也没吃,也没完税(1963年已补交人民币1、5元)。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开后门、托人买回鞋子4双,大米、面条51斤,鱼10斤。同时,在1960年购买了3件赃物衣服,虽系商业局定价,我付清了钱票,但检查当时的思想,是为了想买便宜和缺俏商品。此外,还占用公家田边、地角种几颗小菜,虽然面积不大,但总之,说明我处处在为个人利益打算,为了个人竟不顾群众和集体,不顾党的政策。
 
    几年来,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占据了我的头脑,长期背组织包袱,认为自己参加工作十几年来,工作一贯是老老实实的,先后数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组织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团员超龄后,成了一个群众,就埋怨自己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影响了我的进步,思想周期性地产生波动。特别当其他同志提拔进步后,我就怀疑领导不信任我,拿自己的优点来对照别人的缺点,在思想上闹情绪。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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