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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 新闻频道 - 轻舟已过万重山——批评家访谈录之贾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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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舟已过万重山——批评家访谈录之贾方舟
时间:2015-8-11 15:14:53      点击次数:2047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贾方舟|袁小洁     字体颜色

转载自:《批评家系列丛书》【生命之河:批评家访谈录】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西里三区
采访时间:2013年7月19日 7月24日
天气:晴朗
被采访人:贾方舟
采访人:袁小洁
摄影师:无
 
【大山的孩子】


袁小洁:您是在山西出生的,请问您的家乡和童年对您有什么影响?
贾方舟:每个人的童年对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于这个影响是终生的。昨天我和朋友聊天还聊到希特勒,希特勒在他小时候喜欢同班的一个女孩,于是他就跟人家套近乎,但这个女孩根本瞧不起他,对他非常不屑,而且傲慢极了,后来知道这个女孩儿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你看希特勒执政后的作为,对几百万犹太人疯狂屠杀,跟他这个儿时受辱的经历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儿时如果在内心受到过严重创伤,或者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就是一辈子的影响。韩信的胯下之辱,那个侮辱影响了他一生。所以一个人呢,童年时代生活的环境,他的家庭,他交往的各色各样的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产生影响。我在读林语堂的书时有一段话印象深刻,大意是:如果你生长在山区,本质上你永远是个山地的儿子,这是不会改变的,我家乡高耸的群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山使人敬畏,逼人谦虚。这些山给了我没有任何人能从我身上拿去的财富,坚强和独立。我觉得这话说得和我特别吻合。我也觉得一生对我的影响,家乡的山很重要。因为我的故乡在山西省壶关县大山南村,大山南村得名就是因为背靠着大山,从我们家的院子出来后面就是山。
袁小洁:和您现在住的上苑村很像?
贾方舟:是啊,我后来为什么要去上苑(北京市昌平区上苑村)呢,就是因为这儿和家乡的感觉很像。我们家住的是窑洞房,小孩儿在一起玩的时候就去爬山,拣蜗牛。特别奇怪的是,那时一下大雨就有好多好大的蜗牛爬出来,不知道是从哪儿一下子生长出来的?所以儿时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儿时还经历过一个特别惊险的故事,几岁记不住了,跟孩子们在碾旁边捉迷藏,突然窜出一只狼来,就把一个小孩儿叼走了。大人们在那边坐着聊天,小孩儿们在这边玩儿,这种情况下,狼居然明目张胆地窜出来把小孩叼走。这孩子爸爸起身就去追啊,一追那狼被惊吓跳到下面的庄稼地,因为我们那里是山区嘛,高低不平,小孩被狼叼走了,他父亲是瘸子,一急,跳下庄稼地也动不了了,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叫爹呢,原来是狼跳下岸,匆忙逃窜,小孩摔在地上没叼走。我们小时候有好多这类的事情。那时的山区狼多到什么程度,村西头一家,姐姐抱着一个小妹妹,在大门口坐着,家人在院里面做饭,狼就从姐姐的怀里面把孩子叼走了。这都是儿时的记忆,印象特别深刻。
袁小洁:这些印象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贾方舟:山区长大嘛,它会让你学会如何和自然相处。狼属于自然的一部分,那个时候由于人少,人和狼处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所以人和动物之间有一种博弈。或者狼把羊叼走了,或者狼把人叼走了。那个时候就是处在这种生存空间,有深深的恐惧感。就像现在都市里的小孩儿,就怕碰到汽车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车祸,但是上述这样的事情却经常发生。其实山区生活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对自然的恐惧,而是“土改”运动改变了我的一生。


【被分配给贫农寡妇当儿子】


袁小洁:对,听说您小时候有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就是土改的时候发生的?
贾方舟:土改的时候我才六七岁,我们村里面斗地主,斗完地主以后还不罢休,又找了几户中农来斗,这其中就有我家。我们家实际就是一个中农,连富裕中农都算不上。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远远看见我家大门口站着一堆人,我心想不好,走近一看果然大门上贴着封条,我奶奶和妈妈就坐在地上,地上还放着一摞碗,半口袋粮食,还有一把筷子。走吧,就这样被撵出来了。我们的家产和地都被没收了。然后就是开斗争大会,让你交代还有什么浮财,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什么金银财宝藏哪了?都得交出来,交不出来就武斗。我的二爷爷,儿子参军还在前线打仗,他就被活活打死了。他不属于地主富农,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人。所以,文革中的武斗是有传统的。
袁小洁:您爸爸当时在哪儿呢?
贾方舟:他就在村里啊。
袁小洁: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贾方舟:我们家斗争可能跟他有关系,他曾是在县里做文书,因为他算一个小知识分子,有文化,字也写得不错,可能就算是有问题吧。
袁小洁:后来呢?
贾方舟:后来就把我家的房子分了,地分了,浮财分了,最后不知道谁出了个主意,说好多贫农没有孩子,现在就把斗争对象的孩子分掉。最后找来找去找了七个,我是最大的,小的才两三岁。一天傍晚,土改工作队和农会的人去我们家,也不叫家了,房子没收后我们就住在一个叫“治死墓”的窑洞里,就是一排三个窑洞,每一个窑洞都很小。以前不知道谁定的规矩,就是人到了六十岁以后,就到那个洞里面去等死,家人每天给送饭,那儿就叫治死墓。后来我发现在敦煌壁画里面有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找到它的根源,到底这是一个什么习俗。印象中那里面没有人住过,就把我们撵到那里住。有一天晚上,我在奶奶的怀里躺着,突然农会的人来了,对我奶奶说,叫你的孩子起来,跟我们走。奶奶说干嘛啊,孩子都睡着了,明天再去吧。农会的人说不行,今天就得去。我当时都听见了,但我在装睡。但没办法,还是被叫起来跟着走了。到了那儿,在一个小油灯下看见炕上站了一排孩子,让我也站上去。有人问我,你知道让你们来干嘛来了?我说替我爸爸还账。其实我自己都记不住了,这是后来人家学给我妈听,我妈告诉我的。人们都很奇怪我怎么会有“替我爸还账”的意识?还以为是家长教我的。后来我就被分配到村里面一个姓王的寡妇家去了。她其实还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儿,我就被分给她做儿子。那个寡妇因为有女儿,所以她根本不待见我,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叫我干活。
袁小洁:那会儿您还在读书吗?
贾方舟:我们家被斗争后就不读书了。就给他们当儿子去了。
袁小洁:后来为什么又回去了呢?
贾方舟:因为我到她家以后吧,每天晚上村里面开斗争大会,她就带上她闺女去参加斗争会了,我一个人在很大的屋子里睡觉,害怕啊,每晚睡觉都尿炕,其实我早就不尿炕了,但到了她家后我每天都尿炕。我想第一是害怕,第二可能跟每天都喝粥有关系。最后那个老太太受不了了,第四十天就把我送回来了,领回我家的时候她说,你们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教他每天给我那儿尿炕,还给你们吧。但我妈不敢收啊,说那怎么行啊,农会都送给你了,我们不敢收。那个寡妇不管,丢下我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妈就把我带到农会去,跟农会说明情况,农会负责人说你先领回去吧,我们有处理意见后再告诉你。就这样我就回家了。后来也没有什么处理意见通知我们。
袁小洁:那个时代真荒唐,其实他们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
贾方舟:是啊,后来我看过很多土改的记载资料,像我这种把人作为财产被分出去的还没有相应的记载。有类似的事,比如说强迫地富的女儿嫁给贫下中农。我姐已经结婚,但听到有人打她的主意,就赶快回婆婆家了,当时要不走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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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窝里听“三国”】


袁小洁:您家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贾方舟:三个,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袁小洁:您刚才说您父亲算一个小知识分子,好像他还是清末的秀才?
贾方舟:所谓清末秀才其实就是读了几年私塾,从学历看不过就是个高小毕业生。但那时在村里他就算是秀才了,因为那个时候读书人很少。
袁小洁:他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呢?
贾方舟:我爸爸对我的影响,一是他读过许多书,字也写得非常好,人家经常找他去写字,做生意的人要挂匾,字号都找他写。他写字的时候都带着我去,对我写字很小就有要求,每天让我写,给我画圈圈。如果我爸爸一直这样抓我就好了,上中学后就再没学写字了,所以书法没练出来,觉得很遗憾。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爸从小读了好多古典小说,什么《三国演义》啊,《水浒》啊,《封神榜》啊,《岳飞传》啊。我小时候每天晚上的必修课就是躺在被窝里听故事,他讲啊讲,直到我睡着了,听不见我回应或是发问了,就问,睡着啦?没人答应,就不讲了。待第二天晚上开讲时先问我,昨天晚上讲到哪儿啦,然后我想想能记起来的情节,就从那儿开始接着往下讲。就这样,一部《三国演义》就先后讲了两遍......
袁小洁:父亲是单独给您讲,还是会给哥哥姐姐都讲?
贾方舟:我和哥哥姐姐年龄拉得比较大,哥哥大我16岁,姐姐大我11岁。每天晚上听故事这段经历是发生在我10岁跟随父母到了包头以后,生活比较稳定的一段时期里。在包头以前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我以前对父亲的记忆很模糊,因为他的经历比较复杂,常不在家,做过各种事情。上次和你说过,我有一次去本溪还特地到一个30年代的老矿井看了一下,当年我爸爸在那儿当过三年矿工,那时为了逃债,别人逼着要钱,所以就离乡背井到东北去了。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就是通过讲故事了解了古典文学,我自己就只读过《红楼梦》,什么《水浒》啊,《三国演义》啊,《岳飞》啊,《封神榜》啊,从头到尾都是他给我讲的。我很佩服父亲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好,而且讲的过程中,诗都能引诵出来,讲得有声有色。我就一个故事也给我孩子讲不出来,呵呵。我看过的小说就是记不住,所以孩子们让我讲故事我就只能编,胡编乱造。所以,古典文学知识,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得到的。其实,我父亲对我最重要的影响还是他的人格,就是胆小怕事,为人诚恳,实实在在,就是那种老老实实做人的品格。
袁小洁:您的意思是,您也像他一样胆小怕事吗?
贾方舟:哈哈,这一点倒还好,我从他身上看到胆小怕事是一个缺点,虽然我也胆小,但我尽量不要怕事。但他为人诚恳,老实,实实在在做人,这种品格还是自然的影响和遗传给我了。其实我被分配的经历,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创伤,小时候嘛,就是一个好玩儿,就像小时候经历文革的孩子,那种特殊氛围并没有什么体会,但是长大了再回想这事,人权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被剥夺了,你作为一个人会被当成财产分配给别人,这个事情实在太过分了,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

【语文老师冯志温】

袁小洁:父亲启发了您对古典文学的兴趣,那您对文字的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贾方舟: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名叫冯志温。回想起来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位老师。他个子高高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同学们就跟着他的板书练字,他在黑板上写的字或批改作文时写的评语特别漂亮。大伙儿都模仿他。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是喜欢画画,但图画老师却没有多少印象。偏偏就这个语文老师,老是夸奖我的作文,特别有一篇作文,虽然写的不长,但他对我的作文批语写得让全班同学妒忌,他说:“一个小学生,能写出这么有骨有肉的文章,真是一件可喜的事。”
袁小洁:呵呵,那是一篇什么作文?
贾方舟:就是访问军烈属。其实我自己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所以当时班里面学习好的同学就不满意,因为还有一个同学,喜欢文学,那个同学,他的文章写得老长老长了,比我长十倍,但老师没欣赏他。而我当时并不喜欢文学,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老师夸我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替他抱打不平。
袁小洁:老师的这个评语对您来说影响很大?
贾方舟:对啊,太大了。所以后来写作文吧,我就特别认真,而且每次作文讲评的时候,看到老师把一沓作文本抱进来往讲台上一放,我就看到自己的作文本又被放在最上头——班里几个作文写的好的同学作文本上都有记号,一看就知道,肯定又要念我的作文了。所以,这种夸奖就诱发出我对写作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那个老师很爱好文学,常常教我们怎么读小说,怎么欣赏语言的美,你看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知道读小说不是只读故事,而是欣赏文字本身的魅力,实际上这就进入了一种文学状态了。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就是在这儿,就是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进入初中后,我既喜欢画画,也喜欢文学。所以我觉得教育孩子,鼓励太重要了。你看吧,虽然我学的是画画,但最后走的还是文字的道路。多少年来,我都想着找到这个老师,去感谢他一下。其实他只教了我们一年。后来他就被调到中学去当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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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游艺术之宫】

袁小洁:所以人与人的缘分不是时间长短问题,您和这位老师一年时间,他对你产生了这么重大的影响。后来,您去内蒙古师范艺术学院艺术系去学习了?
贾方舟:对,当时所有的师范学院都是音乐、图画、体育只设专科,师范学院是培养教师的嘛,都是5年制的专科生,是从初中招生,等于补高中三年的课,再上两年专科,一共学五年,学历是专科,从专业上讲是学了五年。当时叫艺术系美术专业。
袁小洁:也就是说高中时代相当于大学生活了?
贾方舟:对。
袁小洁:专业也是从第一年就开始了?
贾方舟:对,学了五年专业,补了两到三年的高中课。除了数学没有,其他都有,还有俄语课。
袁小洁:您是从15、6岁就进入师范学院了?
贾方舟:没有,我是我们班年龄偏大的,因为土改,在家乡上了不到半年学就辍学了。1950年到了包头,才恢复上学,等于晚了三年。我等于十岁才开始重新上学。所以我上师范学院的时候已经19岁了。
袁小洁:在师范学校学习感觉如何?
贾方舟:这五年的学院生活非常重要,最主要的是文化熏陶,虽然只是一个专科生,但是体验的是大学的氛围,每天晚上去阅览室读各种杂志和各种书籍,那种氛围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太重要了。我到了大学以后,看书、画画,到了阅览室先画速写,然后再看书,每天的校园生活都让我很兴奋。
袁小洁:对,学校,尤其是那时的学校就是一个很纯净的让人安心学习的地方。
贾方舟:让我感觉最好的是美术专业和音乐专业都在一个楼里,一层是美术专业,二层是音乐专业。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很年轻,都是从大学毕业分配过来,他们和我们住在一个楼里,每个老师住一间屋子,所以氛围特别好,同学的关系也很好,我们经常到老师的房间看画册聊天。每天早上,音乐班的学生开始练琴,我们就听着琴声起床,所以我对音乐的兴趣特别强烈,对音乐真是太着迷了,特别喜欢。我接触音乐常识,对音乐的兴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音乐专业经常在学校演出,我们就去打杂,帮着化妆啊,做做后台啊,所以与音乐打交道挺多。那时的音乐专业更是“崇洋媚外”的,因为全是学的美声唱法,每天都是“咪咪咪么么么”的,这就是耳濡目染。五年的氛围,这种熏陶对一个人来说是全面的。你想想,文学,音乐,美术,那个时候还喜欢读诗,读普希金的诗,读莱蒙托夫的诗,读果戈里的小说,契科夫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袁小洁:太幸福了,整个就是熏陶在艺术的海洋中。
贾方舟:最后呢我喜欢上了泰戈尔,在图书馆把所有泰戈尔的书都借遍了,《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游思集》、都是小册子,冰心翻译的,写的太好了!当时并不能完全读懂,但是它的魅力恰恰在于你觉得挺深刻,虽然读不太懂,但又觉得非常好。我还模仿泰戈尔散文诗的形式写过好多散文诗、情诗,可惜写的一本诗集都给烧了。读二年级的时候,还在学校组织了诗社,我是主编,名字是我起的,这个诗刊在我们楼道的墙上,一个月发表一期,诗刊的名字叫《丝诗》,我写了一个编者按,就是受郭沫若的一首诗的启发,郭沫若写道“蚕儿呀,你来吐丝”,我就发挥成:“蚕儿呀,你来吐丝;蚕儿啊,你来吐诗,让我们共同来建造一座艺术之宫”。我们诗社有八个人,每个人起了一个笔名,“方舟”的名字就是那时候起的。
袁小洁:您原名不叫贾方舟啊?
贾方舟:不叫。
袁小洁:那您原名叫什么啊?
贾方舟:先不告诉你,哈哈哈。
袁小洁:原来方舟是您的笔名啊,怪不得这么有诗意。
贾方舟:对啊,但是我当时起的时候并没读过圣经,也不知道圣经里的这个故事。好多人看到我的名字就问我是不是信基督教啊,或者我父母是不是基督徒啊,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要真是基督徒还真不敢起这个名字。你是拯救人类的船?你说敢起吗?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觉得好听,后来我在字典里查了一下,古汉语里有这个词,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并两舟”。
    袁小洁:您一直说很想找个学音乐的女孩做女友,当时实现这个愿望了吗?
贾方舟:没有实现。我在大学时追过一个,谈过两个,都没有成功。所谓追求,无非就是借本书啊,还本书啊这样的,特别含蓄的,但是女方没有表示,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音乐专业的谈过两个,有一个很纯情,那个时候学校开始跳交谊舞,跳舞和我配合的特别好,我们俩就在舞场里从一个曲子开始,一直转到最后。她钢琴弹的很好,长的白白的,个子不高。但谈的时间不长,因为她家非常穷,她爸爸是捡破烂儿的,所以她对我家的经济条件有要求,我发现女孩很早的时候就会很理性的考虑这些问题,男孩不会。她后来嫁给了我们学校政教系的一个老师。她要考虑稳定的生活。第二个也是音乐班的同学,长得不漂亮,但人很好,谈了大约一年,但是她家里不同意,嫌我们家穷,我家那时什么财产也没有,我爸爸当时到了包头以后,就给朋友借点小钱,摆个小摊什么的,维持着生活。因为家里穷,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在享受助学金,一个月8块钱,那个时候的政策还真可以。那时候班主任家访,看到我的家庭情况后就决定发我助学金。
袁小洁:这样说来,这几个姑娘可真没有眼光啊!
贾方舟:哈哈,我那会儿吧也的确没什么魅力,就是个子高一点。但后来一想,为什么我当时就那么不吸引女孩儿呢,按理说我还算可以,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三年级是班长,四年级五年级是系学生会主席,当时手下好多委员呢,还有一些挺漂亮的女孩儿,但一点桃花运都没有,真是奇怪了。所以在大学期间,想象找一个学音乐的女孩儿,音乐和美术是姊妹艺术,多浪漫啊,但并没有实现,哈哈哈。
袁小洁:那您的妻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贾方舟:我们大学毕业有一个政策,都不分配工作,下乡一年去劳动实习。我们全部被分配到农村去了,十个人一组,一个干部带着我们在生产队里住下来,集体住,集体吃,参加劳动,和社员干一样的活。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她是农牧学院毕业的,她的家庭成分也不好,所以她高中毕业时,好大学轮不到她,被分配到农学院,学农学就是下乡嘛,呵呵。唉,那个时候的青年,要是家庭成分不好,一辈子都别指望翻身,你就是表现的特别好,入了党也不行。关键时刻还是不会信任你。
袁小洁:但您还是翻身了啊。
贾方舟:但不是在那个时代翻身的啊。
袁小洁:您当时主要是因为父亲被当成地主批斗过吗?
贾方舟:不,最主要的还是读大学的时候,我读毛选四卷,发现毛主席有篇文章批评刘少奇,说刘少奇47年在解放区搞土改扩大化,正好是我们家乡那个时候的事情,我特别兴奋,原来找到根儿了,是刘少奇犯了土改扩大化的错误,让我们家被斗争了,我也被分配了,我就在班会上谈学毛主席著作的心得时,就把这个事谈了,意思是想说这个扩大化错误是毛主席纠正的。但没想到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的档案政审材料里面加了一条:对家庭成分、家庭出生认识不清,这是很严重的阶级立场的错误。这样一来我入党就别指望了,所以我工作后有过三次入党的机会,都没入成。后来到了内蒙古美协,又有一次机会,组织要主动发展我入党,我说就不考虑了吧,就这样谢绝了。
    袁小洁:您后来在大学挑起了那场“生活高于艺术”的辩论,这是件难忘的事吧?
贾方舟:是的。大学生活给我最深的影响,还不是老师,而是当时系里给我们发了一个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读书参考目录,打印成一份文件,我看了那个目录以后就感觉是在知识的海洋啊,外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方方面面的理论,哲学、美学、艺术理论全有,我就成天照着这个目录到图书馆找书读。这可以说是让我感觉在茫茫知识海洋里有了方向和目标,让我可以有系统、有目标、有选择地读书,那会儿对知识就有一种敬畏和崇拜。因为读书促人思考,尤其是读哲学著作和美学著作,它让你建立了一种逻辑论证的兴趣,就是以逻辑的力量来论证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学文艺理论嘛,我就提出一个“到底是生活高于艺术,还是艺术高于生活”的问题,其实当时是有定论的,定论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艺术高于生活”,但原话是这样说的“艺术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更高……”,我就抓住这句话,我说毛主席这句话并不说明艺术高于生活,为什么?因为他只是说“艺术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更”,我说你可以而且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你是吗?这就是用语言逻辑来推翻结论,所以这句话不能证明艺术高于生活。然后又印证了当时俄罗斯著名美学家车尼夫雪夫斯基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生活高于艺术”。但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美学家,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有缺陷的。
袁小洁:您为什么当时抱有“生活高于艺术”的观点呢?
贾方舟:其实我并不是对这个观点本身即谁高于谁有兴趣,当时公认的真理是艺术高于生活,我的兴趣就在于我要用你说的话证明你的结论是错误的。我想挑起这场挑起这场论战,就是要用逻辑的力量,求证生活高于艺术。
袁小洁:这个事情证明了两点,一是您对逻辑思辨很有兴趣,二是您那时就具有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贾方舟:是的,所以深感逻辑的力量很强大,可以通过这种逻辑论证把所谓“真理”驳倒。黑格尔曾经说过:“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个理论反驳我的另一个理论”,就是辩证和逻辑的力量,这就是理论本身的魅力。但这件事几年后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这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吗?如果是在文革,这辈子就算完了,当时也太天真、太书生气了。
袁小洁:看来这就是一步步种下的种子。
贾方舟:现在回想起来,后来走了批评这条路,它也不是偶然的。从小学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到大学又对理论产生兴趣,这都是一种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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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角色】


袁小洁: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会扮演很多角色,您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儿子、朋友、老师,这么多角色里,请您分别评价一下这些角色?
贾方舟:唉,要是仔细想想,我觉得每个角色我都没做好,都有愧疚。作为儿子,我最对不起母亲,我母亲死于尿路感染,其实这不是个什么病,她就是长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尿路感染是长期卧床带来的结果,但我没有任何医疗和护理常识,什么都不懂。她那天发烧我去看她,她说感觉热得不行,我说我给你买个冰棍吃,你说那个时候怎么能吃冰棍,唉,那个时候就该去医院!但那时没有出租汽车,也找不到别的车,所以就耽误了我母亲的病,她后半夜就昏迷了,第二天一早我找一个医生(是同学)来看,瞳孔已经散开,没救了,没到中午就去世了。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儿子,没有尽到孝心。父亲病的时候,我尽了一些孝心,学会了输液打针,我请假回去照顾他。从血管里插入针头,给他输液。我现在都能记得针头扎进血管里的感觉,噗呲一声,血就沿着针头倒流进来。但是我父亲临咽气的时候,我在外屋给我老婆写信,我妈在里面给他喂饭,吃着吃着舌头硬了,我爸说怎么说不出话来了,还问母亲我在不在,我妈说他上班去了,其实我这个时候在外面,应该让他知道我就在他身边,但是他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作为儿子这个角色没有尽职,我父母一辈子那么苦,我真的很多对不起他们。
袁小洁:这两种情况都比较特殊。
贾方舟:唉,但我也不是说不孝顺他们,我毕业一工作,每月挣49块5的时候,每月寄给他们20块钱,从工作的第一个月的开始一直供养他们,一直到他们去世。因为他们没什么收入吧,但是那时候经济条件真的很差,他们也没跟我沾什么光,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出来了,他们也走了,辛苦一辈子也没享受到什么。作为儿子这个角色,我深感愧疚。作为丈夫,应该说前期做的很好,很溺爱自己的妻子,溺爱到她成了一种习惯,只要哪里稍有忽略她就觉得不对了。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所以也有纠结的地方,后来感情慢慢变淡了,加上我经常出差开会,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去,到北京或其他地方参加活动,于是她就怀疑我有外遇。
袁小洁:那会儿经济条件很不好吗?你不已经是美协副主席了吗?
贾方舟:我是1988年当选美协副主席,但工资依然很低。我是86年戒的烟,就是因为好烟买不起,坏烟不想抽。但说到丈夫这个角色,我对自己的妻子还是有很强的责任心的,因为我们走在一起不容易,她为我吃过不少苦,我心里永远铭记。所以我们即便有了分歧,有了矛盾,处理事情的前提也是她要过得好。虽然感情淡了,但我们没有走到家庭破裂的地步。我做得最不够的是父亲这个角色,虽然我对孩子还算溺爱,但我还是只顾自己的事业,对孩子的培养和照顾花的功夫太少了。对孩子太溺爱不好,我儿子不爱学习,早恋,我只顾自己那些事。但我要是把自己放弃了,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也很悲哀的。所以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我做得不好。
袁小洁:但您儿子前几年生病以后,没有上班了,您也一直在资助他啊。
贾方舟:我就是想补偿啊,我没有帮助他变得有出息。
袁小洁:朋友呢?
贾方舟:朋友这个角色我做得最好。虽然很少,但几个交往了半个世纪的朋友,感情一直都很好的。
袁小洁:老师这个角色呢?
贾方舟:我还是属于爱学生的。徐悲鸿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对学生特别好。特别对有才的学生。我也是个特别爱才的人,就是“爱才如命”。对,这一点做得还是挺好的。我做为批评家,帮助过好多刚刚起步的青年画家。不敢说我的批评行为影响到中国艺术的发展,但可以说我批评行为影响到不少个体艺术家的发展。
袁小洁:比如呢?
贾方舟:比如刚刚去世的徐晓燕,就是典型的例子。95年我做第一个女性展的时候,她的丈夫岂梦光(算是我的学生,我在大学带过一年课)带着徐晓燕的作品找到我,我看作品不错,就全力推荐给评委,使徐晓燕以四件作品顺利参加了这个展览,让大家一下子认识了她,之后又接着参加了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我是评委),并获了金奖,一下子就起来了。后来徐晓燕一直念念不忘我当初对她的提携。她在临去世前,还嘱托我为她主持追悼会。在病床上她还嘱咐她丈夫送画给我。这是她的感恩吧。我想,因为我这个角色的出现,在她艺术发展的路上起了一些作用。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油画年展她获金奖的过程,我在评委会上做了很多努力,到不是为了她争金奖,而是为评选过程中出现的不公正而据理力争,跟那些歪风邪气斗争,做了很大的努力。
比如还有个苏州画家虞村, 我到他工作室看了他的作品,建议他到北京做个展览,后来帮他策划,请批评家来,批评家都普遍给了他比较高的评定。还有最早的一个是内蒙古师大的海日汗,蒙族,也是我第一个帮他在北京做展览,刘骁纯、郎绍君都为他写了文章,当时我还为他这个展览创造了一个“集团批评”的词,我说我一个人说你好还不行,要把我的朋友全都调动起来肯定你,以集团批评的方式给你定位,那时候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大家都写文章。我这种做法不是故意要拔高他,包装他,而是确实认为他的作品好,93年他被邀参加了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我特别喜欢有才气的年轻人,对于有才的年轻人我真的可以不惜代价。比如说夏俊娜,她95年毕业,被分配到一个中学,去那里很快就感到不适应,她想辞职,但是校方提出你要辞职可以,但是要三万块钱作为补偿,或者工作两年以后才能退,最后我帮她找人收藏作品,把钱凑出来了。她那么年轻,98年我策划的世纪女性艺术展,她的作品放在最耀眼的地方展出。类似这样的事还有不少,就是特别提携年轻人,这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肯定的地方。
袁小洁:对您的人生产生过最重要影响的人是谁?
贾方舟:就是我读五年级时的那个小学老师。他把我带入文学的领域,文学的魅力是他给我的。还有就是我的大学班主任老师,他当时才26岁,但他在五年教导中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对我人格的形成,知识结构的形成都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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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欣赏的艺术家】

袁小洁:您最喜欢的艺术家是哪几个?
贾方舟:因为做了这么久的批评,总避免不了从批评家的角度做判断,如果说当代艺术中挑我最喜欢的艺术家,我第一喜欢的是徐冰,第二是蔡国强。徐冰从88年底就认识他了,看了他的工作室,然后给他写过评论文章,对他走的这条路一直比较关注,我认为这是一位极其有智慧、有头脑、有观念又深谙传统的当代艺术家。你就看他的新英文书法,那些字写得美极了,如果没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文化素养和笔墨功力是不可能的。他学的是颜体,但是他能把他创造的新英文字结构得那样好,写出那种正宗的书法感觉,没有扎实的传统功力是根本做不到的。他的能力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观念变成非常有品位的艺术品,这个过程主要靠他的语言能力,他的语言表现能力太强了。蔡国强呢,我原来也就是知道他用一些传统的符号做作品,但后来看过他的《农民达芬奇》的纪录片,我觉得这个艺术家头脑非常不一般。他这个作品为什么叫农民达芬奇呢,因为他曾经在中国走访了好多有创造性的农民,这些农民就是怀揣着一个朴素的理想,要自己造飞机,造潜水艇,造机器人,而且是在条件极其差的情况下。比如有一个农民,拿一个抽水的水泵,就想造一个潜水艇,拿一个捷达的发动机,就想造一个飞机,有一个农民自己根本没坐过飞机,但他就造了一个飞机出来,而且飞上了天。蔡国强看到了这些农民的创造价值,就花钱买了好几个这类的“作品”,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放到世博会上展出。他在表述作品的过程时说:其实,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理想。中国农民从没有土地,到后来分到了土地,最后又归了公,什么都没有,但他们还是这样追求自己美好的理想。他们造的飞机特别简陋,看着都害怕,但最后还真的飞起来了,最后又平稳的降落在地上。还有一个农民才有意思呢,他瘫痪的老婆坐在旁边看着自己的老公用破铜烂铁造潜水艇,呵呵,这些走火入魔的人感觉就像神经病一样,也更像是艺术家。这些农民最可贵的就是他们那么执着的去做,相信自己的理想能实现。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感动人,蔡国强首先被感动了,他又拿来以艺术的方式去感动别人。所以我觉得蔡国强和徐冰一样,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未来的艺术史会记载他们。国外的呢,从我的情感上会选择杜尚。他是个超越时代的智者,《泉》是1917年的作品,他在1917年就开启了后现代之门!你想想看,他这么早就利用现成品做了这个作品,而后现代是半个世纪后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他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他不执意去做一个艺术家,他潇洒得很,生活的特别放松,每天就是“玩儿”,下棋,他的作品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在现代艺术史上绝对是第一流的、捷足先登的、影响深远的、有大智慧的人。所以这种人完全是靠智慧生存的,他参透人生,既不置地买房,也不买车,甚至连老婆都不要,结过一次婚,两年后就离了,一无所有,什么都不在乎。我觉得人活到这个份儿上,活到这种境界真的少而又少,他是特别值得推崇的艺术家,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他匹敌。再有一位我喜爱的艺术家就是阿布拉莫维奇了,女艺术家里面她应该排第一,就是在所有后现代艺术家里面(不只女性主义艺术家),她都是最杰出的。我看她的纪录片,最感动我的情景是她和前男友坐在那儿对视的时候,她流泪了,然后把手伸出去拉着那个男人的手,凝视他片刻。我在给一个朋友讲述这个情节的时候抑制不住自己,居然流泪了,我生活中很少有过这种情景。
袁小洁:是的,我也是。
贾方舟:我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产生的愧疚心理。你看,这样一个在事业上有成就的女人,跟她合作了那么多年,两人在长城上东西相向而行,汇合时变成了分手的一刻!因为这个肤浅的男人爱上了一个中国女孩儿,两人在长城上走到一起却分手了。阿布拉莫维奇这个伟大的女人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男人的,她伤心,但她谅解了这个男人。我在跟别人介绍这个作品的时候居然感动到说不下去,我是在替我们男人自责,男人在情爱这一点上真的比不了女人,女人的爱更深沉。现在我再说一个中国的女艺术家——向京。最近正在看她的资料,因为要给她写文章嘛,她早在1995年刚毕业的时候我就邀请她参加我策划的展览。到今天她还记得我到她的工作室去看她的作品。这是她刚毕业参加的第一个展览,规模比较大的“世纪女性艺术展”,那个时候她还很小,当时的履历几乎是空白。可是95年到现在18年时间,她俨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大师级人物,未来的艺术史家会给她这个评价。她创造的一系列作品,成为女人的百科全书,构成一个女性形象的长廊。可以说从孩提时代起,女孩在不断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境遇和挫折,特别是女人面对外界的入侵时产生的自我封闭、恐惧和不安全感啊等等,在她的作品里全部都有表现,直至是女人老了以后,那种嫉恨与仇视的心理,都有表现。我觉得一般的雕塑家对人的体验,绝对达不到她这个程度。而且她真的能认识到她自己一步步怎么走过来,她的创作不是完全靠感性,她同时也有很理性的思考,有不断自我反思的能力。
袁小洁:能成为大师的,无论男女,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将阴和阳的东西结合的很好,把理性和感性结合的很好。
贾方舟:对,是这样的。
袁小洁:像刚才说的阿布拉莫维奇,她就有很阳刚的东西。
贾方舟:对,她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部分,正是阳刚的东西。反过来说,一个伟大的男人,他一定也有很柔软的一面。
袁小洁:您干过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贾方舟:最得意的事是85年全国第四届美代会,那时候正是自由化盛行的时候,在选举美协主席的时候,当时按照原来的章程是全体美术家代表选理事会,理事会再开会产生主席、副主席,当时我还不是正式代表,我只是在通讯组工作,当时借调到这里起草美代会工作报告,参加讨论章程的时候,我给他们出了一个点子,我说,按章程的规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理事会代替代表大会的职能,但是,代表大会还在开着,理事会有什么权利抛开代表大会自己去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啊?我抓住“代表大会还没有休会”这个关键点,大家似乎恍然大悟,是啊,代表们都还在场,你怎么抛开代表,就由理事会去选举呢?应该直接由代表选举主席副主席才是既民主又合逻辑的做法,这实际上是真正民主化的一个程序,没有必要交由理事会选举。这个意见被大会代表们接受了,于是先修改章程,后直选主席副主席。这个重大变动,可以从第四届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章程中获得证明。但他们都不会记得,正是我从原来的章程里面扣出了一个难以反驳的逻辑错误而兴风作浪,在美代会上掀起一场自由化浪潮。
袁小洁:哈哈,你又发挥了逻辑思辨的能力。
贾方舟:呵呵,是啊。我说代表大会没有休会,撇开代表们选举,肯定不符合章程啊,不符合章程就是不合法。其实,全国人大、全国党代会都是这样做法。这次会议最后就真的是按我说的建议做了,先把章程修改为由代表们直接投票选举主席副主席,然后再投票直接选举。记得当时投票结果,周思聪获得最高票。当时美协领导都很紧张,怕这样一民主出意外,怕钦定的候选人选不上。但我却暗自得意,因为这个点子是我出的,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却是对民主程序的一次推进。虽然到第五届美代会又回归原位,但它被作为历史记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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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迹京城】


袁小洁:您是退休后来到北京的?
贾方舟:我来的时候还没退休。我是95年来的,来做第一个女性展,由于是我写的策划书,所以需要我在这里参与这个展览筹备的全过程,由投资方在鼓楼外的六铺炕租了一个房子,我就住在那儿筹备这个展览,筹备了半年,8月份展出。从此就开始了浪迹北京的生活,过去来北京都属于出差,来的也比较频繁,每年差不多来十次左右,但每次来三五天就回去了。从95年开始就算是常住北京了,每次回呼和浩特时间就倒过来了。
袁小洁: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去做北漂的呢?
贾方舟:这是我对自己的判断。就是第一我从事业上考虑,如果在内蒙古,我没有任何希望,这里没有学术氛围,养活不了批评家。我必须到北京来,这里的天地很广阔,又有许多批评界的朋友,这是从事业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呢,那个时候我特别渴望自由的生活,不要受约束,不要有人管着我。当时内蒙古美协刚换届,美协主席想让我做常务副主席,我说做常务副主席就把我栓住了,三天两头开会,我想还是不要我做吧。另外我的一个同学,其实我想把这个职务让给他做,他愿意做,也能发挥积极性,我也可以协助他做,这样我也自由一点。最后他做了常务副主席,对我很关照,我在北京的时候,文联开会,他总帮我打掩护,我也自由了,他也很高兴,我们关系很好。这是我人生中处理的第二件比较满意的事。
袁小洁:对于二十几岁做北漂的年轻人,都会不适应这种动荡的生活。1995年,那时您已是奔六的人,离开了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离开了家人,开始寻找内心的自由,据说您来北京后前后搬了好几次家,在北京城画了一个大大的“8”字,这个“混在北京”的过程对您来说更多的是愉快还是痛苦?请给我们讲讲关于“书斋”的故事。
贾方舟:这三年吧,一开始住的六铺炕,筹备“中华女画家邀请展”,9月展览办完了,这里住着没有理由了,所以我主动走了。这时另外一个朋友正在筹备水墨展,请我去帮忙,而且刚好有房子住,就让我住在那儿,于是他们开着一个小破车来接我,那时候行李也没什么,就是一个行李包,几件衣服,还有一兜子书,就走啦。搬到官园桥一个小四合院儿,挺好。没想到是个黑窝,是西城区黑社会老大的哥哥的房子。他哥哥被自己的老婆杀了,被杀的原因是因为老婆发现他有第三者,于是老婆雇了一个杀手把他和情妇都杀了,这个房子就是死者的弟弟他们住的。我们去了他就把他哥住过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住,我也不知道,在这儿也就住了三四个月。有一天我回家,这个黑社会的老大因为犯事儿被抓了,我那时候要不是回家可能也把我抓进去了。后来我朋友说贾老师,这儿不能住了,肯定接着还有麻烦,得赶紧走。刚好,一个公司找我帮他们出刊物,那儿刚刚装修好,最后就去那儿了,在春秀路,前后衔接的特别好。
袁小洁:哈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贾方舟:呵呵,一去那儿发现水天中也刚好住在那个院子的一个平房里。哈哈,那段时间挺好的,经常去他那儿喝喝茶,吃点糖果,聊聊天。在那儿也没呆多久,因为筹备刊物也不太顺利,刊号又没拿到,费用也报销不了。这个时候正好有个画家朋友住在东郊的七棵树村,他说我7、8月要到欧洲去旅行,你到我这儿住吧,我家里还有个小保姆,可以给你做饭,你也可以帮我看看家,耶,这倒挺好,我正准备搬家还没去处呢。在他那儿住了两个月,每天小保姆做好饭就叫我:“贾老师,吃饭了!”每天四菜一汤。待他快回来的时候,一个山野集团的老总画画办展览,叫我帮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把他的心里话全说了,高兴的不得了,于是叫我去他那儿,一个三星酒店住,开了一个房间就住下了,在这里住了四五个月,最后又不行了,这个老总被人算计了,最后把他整个酒店都封了,把他也请出去了。你说他都小命儿不保了,我还呆得住吗。正好这个时候一个公司要投资艺术,展览由我出策划方案,并做展前收藏,我做的方案他们接受了,最后就在外馆斜街租下一个办公室,我又去那儿住下了,前后在这里住了一年。前后搬家几次都衔接的特别好,不前不后,刚刚这边不行了,那边又有地儿住了,中间几乎没有空挡,也没发生过这里不行了,却不知该到哪里去住,从没有过这种情况。
袁小洁:这是天意吧?
贾方舟:是啊,就是天意啊,所以这个流浪啊,虽是浪迹京城,但没有浪迹街头。后来世纪女性艺术展做完后,德国有个邀请,我就去欧洲呆了两个月,走以前我就想好了,最后在上苑画家村买了两亩地,先交了一半的钱,6万块,第二年跟我要剩余的6万,我拿不出来,只好让出了一亩地给了李向明,他后来就成了我的邻居了。这样的话,我算是有个落脚地了,可以结束流浪生涯了,接着装修了一下,1998年底就搬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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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后的归宿】

袁小洁:经过四年的漂泊,您最终在上苑安了一个自己的家,您曾经说过这会是您“人生最后的归宿”,您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里?
贾方舟:这也是冥冥之中我自己的命定。想想我的经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的西部区,一呆就是十年,十年以后调到了包头群众艺术馆工作,在包头又呆了十年,1984年内蒙古美协又把我当人才要了回去,然后我又去呼和浩特呆了十年。由西往东一条线,然后我想,十年一步,下一个十年还要往东走,那就是北京了。这一回绝对是我自己主动有意识的选择。选择上苑呢,其实主要因为没钱,在北京城里买房子根本不可能,就只有到郊区农村落户了。
袁小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现在住的上苑多好啊。
贾方舟:对啊,躲避了城市的污染和噪杂,呵呵。现在我可以吹牛说,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市内空气污烛将来没法生活。哈哈。住到这里以后我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一亩地安身立命;下联:三间房颐养天年;横批是:闲云野鹤。


【趣事杂谈】

袁小洁:您最满意的学生是谁?为什么?
贾方舟:我没有从事过教师职业,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只带过一个。那一次,我被邀请到呼和浩特少年宫当儿童画展的评委,看到辅导老师桌上一沓画,我就翻,发现一个小孩特别能画,老师说这个小孩可勤奋了,画了好多画。这时他妈妈进来了,看我在夸她孩子的画,特别高兴,她后来问我以后能不能指导她女儿画画,我说可以啊。于是她就隔一段时间带来让我看她女儿的画,给她布置作业,让她临摹大师的画,什么马蒂斯的啊,她十岁的时候,速写已经画的非常棒了。她还自己编故事画连环画,自己搞服装设计,设计的鞋子都特别棒,十岁那年,我就在内蒙古师大的美术馆给她办了一个画展览,然后开了座谈会,讨论儿童美术教育问题,讨论她的画。她画画就是好玩,有时候画个小人儿,然后再在另一张纸上画件小裤衩,然后再画一件衣服,给这个小人儿穿上,绘画就成了她玩耍的方式,这个孩子的发展一直很好,高中毕业后,她考了六个学校,有中国美术学院等五个学校录取,就中央美院没录取,最后上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公费留学俄罗斯,在俄罗斯拿到一个研究生学位,现在在中央美院附中当老师。没想到的是,我小孙女考入美院附中,她成了我小孙女的老师。你说这个循环多有意思。
袁小洁:哈哈,人生的循环总是很有趣。您和许多批评家都是好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想告诉我们的?
贾方舟:讲一个彭德的故事吧,反正现在他也不必避讳了。他喜欢给人算命,也给自己算。还是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算出自己将在57岁死于非命。于是我就带着不屑一顾的心理想看个究竟。结果他进入50岁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在他57岁前后朋友们也避而不谈这事,怕他犯疑,现在可以不必回避了,他都快70了,他的预言早不攻自破了,哈哈!
袁小洁:哈哈,彭老师的趣事太多了。
袁小洁:如果没有做批评,您想做什么职业?或者说您想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贾方舟:我想选择音乐这条路,我经常给别人说,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要去做指挥。我太羡慕指挥家了,心中装着无数个乐曲,哪一章节由什么乐器来演奏全记得清清楚楚。你看一个乐队就像千军万马,哪个部分应该起来啦,用什么力度去演奏,哪个地方需要明亮的音色,什么时候需要节奏强些,全在你的指挥棒下完成。唉,这种感觉太惬意了!
袁小洁:读您的批评文章,总觉得字里行间很有诗意,没有一般理论文章的枯燥感,而是有一种诗性的浪漫意味在里面,您觉得是什么培养了您这种诗人般的气质?
贾方舟: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自觉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这么看,觉得我的评论文章写的有激情,总是能把自己对艺术的那种情感投入进去,不是那种非常冷静的说三道四。这从我自身来说,可能与我原来的画家身份有关,因为我不是史论科班出身,所以不属于纯理论性的思考,我虽然对理论有兴趣,但不是那种非常哲学化的理性思维,我毕竟还是个画画的,画画嘛,主要还是靠感性。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批评家,还是应该跟作品更贴近些才好。一开始我是写的理论文章,以理论探讨为主,但越到后面越觉得不行,我的理论头脑,思维头脑还是不够,原因是我读理论著作读得很吃力,进入纯理论思维很困难。80年代初期,我为探讨形式问题读了好多书,但觉得很艰难。比如啃黑格尔的《小逻辑》,还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要读好几遍才能理解,觉得特别吃力。
袁小洁:这个可以理解,您看从小时候你就喜欢阅读描述性的文字,后来喜欢诗,音乐,都是感性的东西。
贾方舟:但我写纯感情的文字也不行,我尝试些小说就写不了,缺少对故事的想象力。写过诗,但所有年轻人都可以写诗,小说家要有特殊的头脑,他的想象力要非常丰富,进入一个情景后,自己就无法走出来,完全靠自己的想象塑造人物、编造情节,我可没这个头脑,写不了。所以我又不能写很抒情的散文,这种文学性的叙事啊,游记啊都写不了,但你看水天中的《煦园》,那种感性的散文写的特别好。而我一提笔就想议论,也就是解读作品还算是个长处吧。
袁小洁:您在这个圈子里传过绯闻没有?尤其是在您研究女性艺术的那段时间?
贾方舟:别人传我的绯闻不会跟我说,所以我不清楚。但我肯定会有各种风言风语。比如前面提到那次油画年展的评选,我那样不遗余力地为徐晓燕辩解,还不知道对方怎样想呢,但我完全是出于公正,脚正不怕鞋歪,随他们怎么说。我策划女性艺术展那些年确实是很频繁的和女画家打交道,但我有一个原则:尊重艺术家,和艺术家等距离交往,绝不利用策展人的权力。所以和她们的关系处得都不错,深得她们的信赖,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我可能会喜欢上某个画家,但绝不做那种没有尊严的、猥猥琐琐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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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棵枝繁叶茂的树】

袁小洁:您曾经说过,批评家一生都在研究别人,是一群忘掉自我的人,是不是您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啊,在这几十年的人生中,您有为此迷惑过吗?
贾方舟:我自我反省过,这一点我也是从别人身上领悟到的。其实批评家这个角色就是不断的帮助和发现有才气的人,帮助他们出头,让大家认识他,让他得到认可。在这个过程过,批评家会做很多工作,包括写文章、做展览等等,各种活动,利用各种机会提携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批评家可能会有很纠结的心态,为什么呢?就是当这些艺术家开始成名了,特别是进入市场后有钱了,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批评家还是自己那个样子,没有大的改变,这时候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会有一些怨言,有的甚至就不做批评了。
袁小洁:您怎么想呢?
贾方舟:我内心也有不平衡的时候,但是这种心态会很快调整过来,因为当你确认你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去做了,而且显示出成果,这个实际上就是回报了,你不是要对方回报什么,对方的成功对于你就已经是回报了。因为他的成功证明了你的眼光和判断。你自己不是为了得到回报才这样做的。由于我这样的反省,我还联想到自己的儿女,不要要求自己的儿女怎样来孝顺自己,我一再宣传这个观点,作为“施恩者”不要感恩这个词,感恩是想要感恩的人他的事,感恩不是被感恩的人要求的事,你不应该时刻准备着让人来感恩,这样的话你会活得很不舒服,很不平衡,没有这个必要。一个小孩,当他会咿咿呀呀学语时,或者叫一声爸爸妈妈的时候,他已经报答你了。养育过程中有多少欢乐都是孩子给你的啊,虽然你把他拉扯大很辛苦,但是你辛苦的过程中,他已经带给你很多欢乐,已经回报你了,如果以后孩子长大了挣到钱了,他回报你,那很好,但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一定要怎么才行,否则就是自己作践自己。所以把这个问题想通了,对于批评这件事就不存在迷惑了。世界就是这样的,不要去眼红别人,因为你这个角色注定就是这样的,你做了你想做的事,已经心安理得了。
袁小洁:您虽然已是70几岁的人,但您年轻的心态和充满活力的状态却胜过了很多年轻人,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贾方舟:我精神上的能量都是年轻人给我充的。我交往的范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年轻人,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因为他们有活力,我自觉不自觉的就能从他们身上吸收到东西,他们的气场能吸引你。其次就要感谢上苍给我这样一个体质,这个体质使我到现在还可以跑来跑去。这个“跑来跑去”不是跑医院,而是这跑那跑没觉得累。我也不注重保养,没有保健,也不锻炼。我是全然的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想有没有毒啊,干不干净啊,就只是放心地吃,因为你也不可能管的了,疑心重重,只会给自己造成心理负担,所以我就索性敞开,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这样反而让我的身体很好。最后在我的老朋友圈里证明了,成天关注那张皮囊反而身体不好。我完全不去介意它,反而没事。有个记者采访季羡林,说“季老先生您都90多了,你身体这么好,有什么养生方法吗?”他回答:“抽烟喝酒不运动!”
袁小洁:哈哈,全是反着来!
贾方舟:但是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自由自在地活着。非常随性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不去担心第二天会死,死就死,有什么嘛,人不都要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吗。
袁小洁:聊到这儿,我想问如果有一天您突然离开了,还有什么遗憾吗?
贾方舟:我没有了,我真的没有了。唯一的还有一点牵挂,就是对孩子啊,小孙女还在上学啊等等,但是那一点牵挂我现在也能放下,为什么呢?因为牵挂也没有用处,我能帮的都帮了,那是他们自己的路,就由他们自己走吧。我一路走到今天,已尽尝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我在情感上非常完满。至于事业上那一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成绩,算不了什么,我从来不把它看得很重。就算成就再高又怎么样呢?一个人临死前绝不会留恋这些东西。所以我想我死了以后,墓都不要,把我的骨灰在我家房后的山上一洒,名曰“山葬”,依然可以居高临下看人生,多潇洒!
袁小洁:您为何能拥有如此豁达的心胸?
贾方舟:我认为人的一生在自我封闭之前都在成长。人在成长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吸纳、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不断从你看到的、感受到的外界或他人那里来调整自己、反观自己,从中找到自己要走的路,找到自己对人生应持的态度。比如宽容吧,我是从一个老师身上学到的,那个老师非常优秀,非常有才。但是他不容人,说话占地方、不留情面,容易得罪人。结果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境地,他的不宽容转变成他身边的人都容忍不了他,最后逼得他自己离开。所以我从这里面看到,这么令人尊敬的长者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太缺少宽容了。一个人人格的不断完善,是从别人不完善的人格中学来的,你看到了不完善的不好,所以才有去追求完善人格的愿望。一个人,只要对外界还保持着不断的感受能力,他还在不断的吸收他认为好的东西,这个人就还在成长,不论他多大年龄了。如果一个人固步自封,不再接受外界的东西,那么说明他真的老了。
袁小洁:嗯,有一颗谦卑宽厚的心太重要了。所以在《易经》中只有“谦卦”的六个爻,全部都是吉利的。
贾方舟:爱因斯坦说过,最大的宽容是“国家对个人的宽容”,这句话我不知道引用过多少次,作为个体的人,人的才智能不能发挥出来,就看这个国家能不能以宽容之心对待他们。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才智,就是这个国家不够宽容。30年代出了那么多大师级人物,建国后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出来。所以我痛恨这种对个人的专制,我对民主的渴望超越一切。
袁小洁:如果可以重新活一次,您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贾方舟: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学一门外语。
袁小洁:您觉得您来世还是中国人吗?
贾方舟:我转世还能转成白人啊?
袁小洁:是啊。
贾方舟:那你来世想做什么?
袁小洁:做一种植物吧。
贾方舟:对了,我常想来世我会做一棵树。我特别喜欢树,长的高高大大,枝叶繁茂,造型优美,精神独立,内心平静。
袁小洁:您想过重拾画笔吗?
贾方舟:我想过,离开批评界以后我会重新画画,就画树。
袁小洁:画你来生的模样。
贾方舟:画出一种精神境界、人格象征。
袁小洁:走过人生的大半段旅程,您有什么样的人生感悟想要告诉未来的读者?
贾方舟:以宽容的心态,善待他人,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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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上“贼船”】

袁小洁:您以前是画国画的,画了多少年?
贾方舟:我正式转行是82年。82年到85年之间还偶然画画,但我最后的决定是做批评,放弃画画。
袁小洁:您是出于什么原因做出这个决定的?
贾方舟:1982年5月,我在《美术》杂志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袁小洁:哪篇文章叫什么?
贾方舟:叫《试谈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关于形式的对话》,文章寄给《美术》杂志后,一个月后接到采稿通知,两个月后又接到参加在神农架召开的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的邀请函。那是80年代以来的第一个美术理论讨论会。但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我对自己能否走批评这条路还是拿不准,到底能不能做这件事呢,心里没数。因此接着我又写了一篇更长的文章,那是我认为到现在来看也算的上一篇好的文章。写了半年时间,大概一万多字,叫《试论艺术消费》。那篇文章谈的是老百姓到底在多大的意义上能够消费艺术。其实在当时来说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是对我党文艺政策的质疑和追问。那是在没有接触任何西方现代理论的情况下写的。我当时的思考还是依照原来的理论框架,是在原理论框架中反原理论。后来知道,我所探讨的实际上是一个属于现代“接收美学”的话题。我想通过这一理论探讨证明一下我在这个领域能不能混口饭吃,结果证明是可以的。第二篇文章即《试论艺术消费》我寄给当时特别流行的刊物叫《当代艺术思潮》,他们也在本年度(1983年)的最后一期发表出来。这完全是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发表的。那个时候在一个全国性杂志发表文章或发表作品就是对一个人的认定,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发表你的文章只能说明文章本身的水准,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顺利发表,才让我坚定了走这条路的信心。
袁小洁:您曾提到关于批评您有两个误区,是哪两个呢?
贾方舟:第一个误区吧,我刚开始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满顺利,但越走越感到艰深,越走越觉得这个领域是个无底洞,越走越吃力。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嘛,属于半路出家,所以走了几年后怀疑自己进入一个误区,一直想退回去画画。但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上去了就很难再退出来了的一种感觉;第二个误区就是做女性艺术。研究女性艺术这本来不应该是我的事啊,也属于偶然闯入。95年我们批评家提名展讨论选题,第一次提名展做的是水墨,第二次提名展做的是油画,第三次大家提出两个选题,一个是装置和雕塑,一个是女性艺术。因为当时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所以我们提出可以把女性艺术作为一个话题。在这两个话题里,最后选择了装置和雕塑,女性艺术这个话题就搁下了。但那时找投资方的时候,有一个海南的投资方,是邓平祥的朋友,她本来想投资提名展,但提名展已经找到投资人了,我们说还有一个展览题目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投资,就是女性艺术,她说行,我愿意。于是我就做了策划方案。投资本来是邓平祥找的,但那一年刚好他女儿要考大学,他没时间,就由我来负责筹备和策划这个展览,这就是我在北漂第一站“怀兰斋”做的事情。后来做完展览我就打算洗手不干了,准备写一篇文章以便对这个事有个交代。于是1995年底完成了这篇文章——《自我探寻中的女性话语——90年代中国女性艺术扫描》(发表在1996《美术研究》第2期),写了一万多字。我想这就算一个交代了。但我没想到的是,一篇文章怎么就能交代了呢,做展览的时候接触了那么多女画家,又做了一篇研究文章,这篇文章还比较深入,在这个领域不仅被认知了,还给人留下一个专门研究女性艺术的印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展览做的很不愉快,投资方为了扩大影响,跟人事部的女性人才学会的一些老女人打交道,这些人特别难伺候,老是用官方的口吻干涉你,所以做得特别不愉快。后来又有一个企业想投资艺术,我就建议他们做女性艺术展、收藏女性艺术作品,正好我手头有人选,都可以找到。所以我又把这些资源利用在新的策划中,正好上一次的合作中没有实现的事情在这一次的策划中全部实现,这就是1998年3月开幕的《世纪·女性艺术展》,从策划、设计、整个操作方式一直到最后的完成,全部都是我主意的。同时也邀请了四位女性批评家参与了这次活动。规模之大,堪称历史之最,在未来的女性艺术展中也恐怕很难有超过这个规模的了。后来我说,我完全是用一种男权主义的方式做了一件支持女权主义的事情。做完这个展览以后,我就完全的放松了,再不想策划展览,太累了。一心想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
袁小洁:但您还是没有走出来。
贾方舟:这就是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两次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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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袁小洁:您常说自己在批评界里属于草根阶层,您为什么给自己这样的定位?
贾方舟: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总是没有像科班出身的批评家那么自信,我从来都是很冷静的看待自己,低调做人,本来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慢慢体会草根这个词的意思,我深知自己没有任何靠山,权力的、学术的都没有。什么都需要自己去努力,没有任何可以作为资本的地方。比如我是个博士,我是个硕士,也算是个有个学历的人,也好;你说有背景,有关系,有靠山也行,但我都没有。一个来自北方边陲的人,一个师范学院专科学历算个什么,你说有哪一点是在这个行当值得让别人对你另眼相看的?评了个职称还是个“国家一级美术师”,和批评无关。所以我说我就是个草根,凭自己一点点努力、挣扎,找到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虽然十分努力想让人把自己当人看,但我自己给自己的警告却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袁小洁:这样来说,您的努力可能会比别人多出很多倍?
贾方舟:肯定是的。你说要你是中央美院的教授,那别人一下就认可了。我以前那个内蒙古美术协会副主席的头衔,我从来没在任何场合里用过,我都不希望别人介绍这个头衔,因为我在外面做的事情和这个头衔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我自己,我出来所有的事情,只与批评家这个身份相关,因此都是个人行为,只我自己负责,不希望牵连内蒙古美协,我不想给人家丢脸,更不想借用这个头衔招摇撞骗。所以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民间,包括后来策划的展览,批评家年会,策划的批评家网站,都是寻求民间资金。我的草根定位,就是从89年“64风波”以后,我内心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再和官方合作,我不想再和他们有关系,我离家出走,寻求自由。我离开的不只是自己的家,更主要的是体制。做一个“北漂”,根本的用意在挣脱体制。其实我当初完全可以找个工作调动的机会,我要找背景也不是没有,当时一个财政部副部长,中宣部的一个副部长都是朋友关系,都是可以求的,但是我不想,我就想自由,做一个草根,做一个北漂,谁也管不着我,谁也别想管我,我想怎么着怎么着,完全是个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也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想法,来到北京做自己想做的事。
袁小洁:在您的文章里,很明确的表达出您支持“非主流”、“体制外”、“非学院”“非官方”、“非架上艺术”“边缘”“原生态”这类艺术形式,是什么原因让您支持这些“野”的艺术形式?
贾方舟:因为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就处在这个地位,我就是边缘群体中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支持女性艺术,也是很自然的选择,因为女性艺术家就是个边缘群体,非主流嘛。现在女性艺术从整体来说,也不算主流,但是比过去好多了。
袁小洁:从您刚才的谈话中看出来,您生活在画家村,这是体制之外的圈子里,应该算是您主观的选择了,是按自己内心的想法来做的选择。您在这个圈子里感觉如何?
贾方舟:我肯定抱着百分之百的态度肯定它啊。它就是在无形之中形成的与体制对抗的力量,北京的这一批生活在体制外的艺术家,他们跟体制一点关系都没有,跟美协、画院、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也没有体制内的优越条件,可以吃着皇粮,画着自己的私画,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衣食无着,完全靠着自己奋斗,靠市场的支持生存。现在,没有谁再可以无视他们,国际的认定,学术的认定和市场的认定,使他们最后得以确认,也逼着体制另眼相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


【从编辑到策展人】

袁小洁:相比起西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起步比较晚,到现在也就三十几年,您认为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它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贾方舟:我们指的当代艺术就是指的这三十年嘛,实际上中国的美术批评也是在这三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它是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批评家也陆续出场,发挥了批评家在当代艺术中的作用,我把批评家称为一个“为当代艺术推波助澜”的群体。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批评家的“鼓噪”,好多事件未必能形成。举例来说,85新潮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潮流,形成一个运动,就是因为几个刊物,一些批评家不断的谈论这个事情,不断的发表文章评介,就形成了一个气候了。85新潮时期产生了两刊一报,一个是彭德主编的《美术思潮》,一个是刘骁纯主编的《中国美术报》,还有个《江苏画刊》在85年做的改刊,原来只是江苏省的一个刊物,后来改刊成关注全国的刊物,关注新潮和当代艺术。这几个刊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三个刊物之所以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有一批关注当代艺术的批评家,参与到编辑和撰稿的工作中来,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从编辑到策展人》讲的就是这个身份转换的过程。实际上在80年代没有纯粹的批评家,大部分的批评家都是在编辑工作岗位上,或者有一部分人在院校教学,当时他们的主要身份不是批评家,而只是写批评文章,但这个批评家的身份越来越显现出来,就是他们通过写文章,鼓吹当代艺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形象逐渐确立起来了。到了90年代呢,由于“64风波”,《中国美术报》和《美术思潮》被叫停了,《江苏画刊》没有停,但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外,在编辑岗位上一些重要的编辑和主编,也都走马换将。所以,等于80年代形成的批评队伍,到了90年代没有话语权了。所以进入90年代以后,批评家非常艰难,但这些人呢还有一种历史责任感,还要说话,怎么办呢?不可能通过刊物说话,就只能通过策划展览,只要在民间找到钱和场地就可以做,通过展览,来表达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看法,所以90年代这个转向,从编辑到策展人的身份,就是这个时代造成的,这个时代形成了这个格局。所以批评家只有通过策划展览,来体现自己对当代艺术的意见和干预。在《从编辑到策展人》最后一段话我自己认为说的挺好,我说:批评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是参与者,见证者,他和艺术家一同艰难成长。正是有了批评家的参与,才推动了当代艺术的发展,而且批评家又是当代艺术的一个评价系统,没有这个评价系统,没有人及时的肯定当代艺术的发展,那么它就会缺少一种被肯定的力量,没有这种肯定的力量,很可能就会自生自灭。所以这也涉及到为什么我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换到研究批评家这个群体上,创办批评家年会,就是要确立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象。
袁小洁:您是如何参与到当代艺术的推进工作中的?
贾方舟:我个人的参与,80年代初,我是通过写文章的方式,最初研究的重点是形式问题,因为形式问题是过去三十年不可以谈的一个禁区,吴冠中第一次打破了这个禁区,开始讨论形式问题。吴冠中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在美术界遭到了很多批评,甚至于非常激烈的批评,激烈到给他上纲上线的程度,因此我这篇文章就是支持吴冠中的观点,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形式的巨大意义,所以我把形式看成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容,而不是单单的形式。那篇文章,就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之后又写了几篇,然后又从形式问题扩展开来。80年代我就是在关注当代艺术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寻找话题,同时也参与到编辑工作中来,83年到84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美术》杂志做了半年的编辑工作,后来《美术思潮》和《中国美术报》创刊以后,我又是他们的特约记者,还是以编辑、记者这种身份参与到当代艺术中来的。到了90年代,就转换成策展人的身份,我们策划的第一个展览是批评家提名展,是由郎绍君、刘骁纯、水天中我们一起共同策划起来的,当时邀请了不到二十个批评家,包括栗宪庭,王林、吕澎、殷双喜等等,当时重要的批评家都参与进来了。一共搞了三届。第三届其实也没搞成,因为没找到钱。95年我策划的第一个女性展,其实也跟这个批评家提名展有关,因为我们有这个题目,所以后来就单独做了这个女性展览。那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女性艺术这一块。所以,90年代以后比较多的是以策展人的身份介入当代艺术,同时也写一些批评文章。
袁小洁:您认为自己做过最有意义的展览是哪一个?或者说您对自己最满意的学术成果是哪些?
贾方舟:我觉得自己做的最有意义的展览就是98年的《世纪·女性艺术展》,这个算是我学术生涯上的一个高峰了。因为它全部是由我自己策划,自己找赞助商,组织学术活动,就是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做的一件不小的事,这个规模是空前的,过去没有,未来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袁小洁:这次展览的规模有多大?
贾方舟:规模很大。美术馆用了七个展厅,然后又用了当时的国际艺苑美术馆,附中的当代美术馆,还想用中央美院的陈列馆,但当时被占了,没用上。当时的反响很大,这个事件肯定是进入美术史的。这个展览整整筹备了一年,做的我筋疲力尽。做完这个展览就到欧洲去了,当时德国波恩也是有一个女性艺术邀请展,我们去参加会议,参加完会议后在欧洲游历了两个月才回来。所以,98年《世纪.女性艺术展》是我策划过的最大的一个展览。
袁小洁:作为一位批评家来说,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贾方舟:读得书太少。那时在大学读书的范围太有限了,大多是古典名著,工作后现代名著读的很少,现代哲学只是泛泛的涉猎一点,没有条件去深入的研究。我最痛恨自己从小没有养成读书快的习惯,我读书很慢,这是最大的遗憾,限制了我读书的摄入量,再加上我不懂外语,这是更要命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家翻译给你的,翻的对不对,好不好都只有在误读中接受了。
袁小洁:作为一位批评家,您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贾方舟:我的优势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能够和各种类型的艺术家打交道,要做策展人,必须具备这种能力。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就是需要包容,艺术家都是有个性有脾气的人,但是你要把他们当成艺术家,不要当成普通人,否则你会觉得这些艺术家有人格缺陷,但是你把他们看成艺术家,这些缺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有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促使他创造了那样的作品。所以艺术家在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不能太随和了,否则画出的东西不会有个性。
袁小洁:那么艺术家们在你眼中是怎样的一群人?
贾方舟:我对艺术家是抱着肯定的态度,因为各种群体里,我认为最可爱的还是艺术家,尽管艺术家里面也有一些特别在乎钱和名的,但总体而言,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都是很真诚的,都是保留着人的天性、童心和同情心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品格做不了好的艺术家,所以能保有这样品格的人,还是值得和他们打交道的。像政界商界,那么多的暗算、陷阱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把你出卖了。
袁小洁:呵呵,艺术家的个性都是直接呈现,大多是非常坦率的。
贾方舟:是,他们没有太多心眼儿。怪癖一点是有的,但无害人之心,只是有一点古怪。
   袁小洁:如果让您对未来的批评家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贾方舟:提携年轻人。批评家的责任有两个,一个是针砭时弊,
一个是提携新人。你问的是一句话,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发现、提
携新人。这个需要眼力,去发现他们的价值。

[NextPage]


【批评家三步曲】

袁小洁:最后,我们来谈谈您的批评家三步曲。(主编《批评的时代》、组建批评家网站、创建批评家年会)您在近10多年中,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四处筹集资金,找赞助,做这些事情?您对这些事抱有怎样的期望?
贾方舟:基本思路就是90年代做了两个女性艺术展嘛,两个展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别人对我形成的印象就是专门研究女性艺术的,简化一下就是研究女性的,呵呵,这个名声似乎不大好,很容易被误解,虽然好多人还挺羡慕,但我还是不想有这种名声,所以我一直想淡出,淡出女性艺术。但是淡出以后做什么比较合适,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批评家们都在研究别人,批评家自己却没有人关注,因此我就想转向研究批评家自己,把批评家队伍用一个方式集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整体力量,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象。但这个整体面貌如何呈现呢,后来在跟广西美术出版社的苏旅聊天的时候,说到能不能出版批评家文集,正好和他谈到一起了,他也正好有这个想法,我当时又正在编辑《批评与我》,他说让我来做。后来我就编了三本《批评的时代》,这是第一次把批评家用纸媒的形式集结在了一起,成为一个力量,三十多个批评家,三代人,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形象有了。但不是以一个学会,成立一个组织的方式,因为90年代我们做过,筹备过批评家学会,但报到文化部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实现不了。现在用纸媒的形式实现了,把这一批我心仪的批评家集结起来了。
袁小洁:嗯,第二步呢?
贾方舟:第二步就是成立一个网站,也是在聊天的过程中认识了中仁文化公司的老总,他正在北京开展艺术方面的事业,所以他愿意来投资为我们筹建批评家网站,我做主编,再找一个工作人员,我就找到了郑荔,然后在亚运村6500元租了一个三室的房子,当时这个公司还比较有钱。我开始筹建网站,召集了一些批评家来出主意。我做这个网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用网站的方式建立一个平台,和批评家取得联接,另一个目的是通过网站可以做一系列活动,所以最初的网站计划里就有批评家年会和批评家年鉴。批评家年鉴本来已经开始做了,但因为资金没到位,就没有做成。批评家年会呢,当时这个公司在一个岛上买了一个烂尾楼,准备打造出来可以用来开会,设想的都很好,但是买了楼以后,资金一下子周转不开了,加上当时的艺术市场也不好,钱一下子就拿不出来了,工资也发不出来了,郑荔的工资总算争取发给她了,但我的工资就一直没有拿,最后他欠了我十八个月的工资,其实一共发了也不到半年,后来拖了十八个月,我也没再找他们要。他告诉我拿不出钱来了,我说那就把网站交给我,我来找人投钱,最后中仁文化公司的老总愿意把网站给我,但要给我的时候发现给不了,原因是原来给他申请网站的人,是用自己的名字申请的,最后要他拿六万块钱来买这个网名,他也拿不出来,后来我们就算了,又重新建立了一个网站,2007年将“中国美术批评家网”改成了“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中国艺术批评家网成立以后,就开始筹备批评家年会,但没有资金不行,第一次筹备网站时请过一批批评家,包括杨卫啊,殷双喜啊,邹跃进啊都来了,提了好多建议。所以杨卫知道做年会的事,他当时在宋庄当促进会艺术总监,建议宋庄艺术促进会出资来办批评家年会,他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由宋庄投资做了前三届年会,但三年以后他们不想做了。我又到处找钱,找到宋庄上上美术馆投资做了一届,又找到吕澎做了一届,最后找到西安美术馆做两届,总算是把年会延续下来了。
袁小洁:唉,太不容易了。
    贾方舟: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成了我在这十年中特别用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想把这个队伍建立起来,把批评家年会维系下去。但实际上这些年,我都是把经历花在行政事务上了。到处找钱,联络事务,几乎很少时间用于个人的思考。第一届当时还不叫轮值主席,就是组委会主任和会议主席,以后每年一届轮值主席,就是想通过年会尝试一种民主的规则,所以采取批评家轮值主席制,每一年换一个批评家来做轮值主席,同时我们组委会每年要出去两个,换进来两个,是一个活的开放的机构。现在组委会只有我一个人连续做了七届,其他人都轮换过。因为我不能动啊,动了以后没人找投资了。我的期望就是有一个常规性的学术平台,通过网站联络大家,把大家的学术成果展示出来,年会呢就是把大家集结起来,坐在一起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可以反省我们批评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哪些做的不够,同时对这一年当代艺术发生了什么,也可以通过年会有一个了解。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对整个情况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我们每年年会都有一个节目,就是叙述这一年来当代艺术发生的主要事件。每年都由朱青生的助手滕宇宁来做这个事儿。另外每年出版一本年度文集,每年批评家的学术成果体现在文集里。这样批评家这个群体,有了这些事情,有了网站、年会、文集,就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了。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正式合法的组织,但总算是一个事实上学术共同体。人家说你这是个“软组织”,那就软吧,无所谓,因为我们的兴趣点只在学术,而不在官位。希望这个年会越做越有成果,越做越有层次,跟国际越来越接轨,有互动的关系。所以今年我们还在想,能够跟国际上的批评家学会挂上钩,能成为他们的成员。
    袁小洁:嗯,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您在未来的时间里,还有哪些新的计划想要实现?
    贾方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在批评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没有太多的奢望了,我把批评家年会做到十届,再做一两本书,就结束了。然后就去画画了。
    袁小洁:嗯,画树去了,画您来生的兄弟姐妹。
    贾方舟:是滴。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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