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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 新闻频道 - 【管郁达】时代潮流中的王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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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郁达】时代潮流中的王华祥
时间:2016-1-4 11:59:42      点击次数:1352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管郁达     字体颜色


 
引言:隔岸观火与独行于野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狂飙突进、风云再起,云蒸霞蔚、波橘云诡,有一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恢弘气象和边走边唱的青春浪漫气息。作为纵横当代艺术、学院艺术和艺术教育领域的风云人物与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王华祥是那种拥有丰富“个人艺术史”叙事资源的艺术家,这不仅是指他艺术生涯的传奇性和戏剧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王华祥的艺术创作、艺术教育实践,和他关于传统与当代、激进与保守、中国与世界、个体与群体等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不仅代表了那一时期中国艺术家在这些问题上思想探索的高度和深度。而且,他以“素描”教学改革为核心的“飞地”艺术教育实践,更是当代中国艺术教育领域最有价值的创获之一,较之后来陈丹青等人关于艺术教育的鞭挞和批判——王华祥的素描教学实践更具实践性、系统性、思想性、批判性和现实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优秀艺术家中,王华祥是少有的、同时具备系统思想方法论和艺术实践能力的开风气的人物,他一身二任,既是特立独行、勇猛精进的思想者,又是个性鲜明的、开一时风气的艺术家。兼具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狐狸的狡黠多变和刺猬的执着专一两种矛盾互补的人格魅力。
    王华祥的艺术创作和思想实践早先以版画知名,1989年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作品《贵州人》,显示了他早慧的艺术根器和自由无拘的创造才情。接下来,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将其艺术探索文化实验拓展到油画、雕塑、装置、写作、艺术出版、自营美术馆等领域。但是,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以“将错就错”为旗号发起的素描教学改革,强调个性解放和艺术的肉身经验,一改学院艺术教育的僵化、暮气和靡靡之风。他出生于贵州偏远山区的农家,未及弱冠,父亲早逝。由坚韧、善良的彝族母亲拉扯长大。贵州山地大自然的严峻残酷与美丽诗意的陶冶了这位敏感早慧少年的情怀。王华祥身上的那种不计后果的冲动、野性和生命活力,正是贵州山水草木人物风俗的熏染与养育的结果。山里人诚实,一根筋,倔强,敬天地信鬼神,不懂机巧和权变,这点也让我想起同样自称“乡下人”的湘西之子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称:“我的生活与思想皆从孤独得来,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心与物游》)而王华祥的生活与思想亦从一种伟大的孤独中生发,这种孤独源自于大山,贵州山地苍莽原始、地老天荒的野地群山。“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饮酒·其五》)环境与人的关系正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王华祥是中国艺术界的“山民”,他的艺术和为人皆有山地的精神、山地的性格、山地的格局和气象,这是理解王华祥艺术创作和为人为文很重要的一点,所谓“人杰地灵”说的就是这样一层意思。
    我与王华祥神交已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直对他的艺术实践 与探索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敬意和关注。近些年来更因为意气相投,在丽江束河古镇和北京平谷飞地艺术坊,与他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神聊。我写作这篇文章,是想通过对王华祥其人其艺,特别是他艺术教育的实践个案,勾画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艺术思潮的心理轮廓。暴风骤雨般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和分界线,它既是“毛时代”思想感情的减弱和消弭,又是新的艺术思潮、思想感情和风气时尚的重新抬头。王华祥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强的人,他的艺术创作和思想实践一直置身于历史和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扮演了有时是狐狸有时是鹳的角色。如何把鹳贮藏的食物放到狐狸的桌前?或把狐狸贮藏的食物放到鹳的桌前?这一直是艺术史上的一大问题。艺术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捍卫视觉文化记忆的历史,或对这种视觉文化记忆进行修复、保护或除魅的历史。这是一种人本意义上的文化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艺术史是个体灵魂和生命的历史。
    王华祥可以很骄傲地宣称自己拥有一个无法拷贝和让渡的“个人艺术史”——一如夕阳西下的隔岸山色,若即若离、若影若现,掩映在时代潮流千帆竞发的航道上。事实上也是这样,在近四十年单打独斗、独行于野地、暗河、溶洞,上下求索的艺术生涯中,王华祥一直对时代的喧嚣和纷争保持了一种远距离的淡漠,相反,却以一种大自然的生命情怀“近距离”地投入到艺术本体一次次形而上的追问之中。对王华祥来说,一件艺术品的完成很重要,但是创造这件艺术品的观念、态度、立场和生活方式更为重要。这样来看,他就像一个独行于野地的艺术侠客,尽管艺术江湖的风云早已散尽。但是我们讲述那一段艺术历史的时候,仍然会将最精彩的章节留给那些特立独行、无法被团伙归类、无法被山头收编,甚至是无法被说书人“评论”的侠客。时代潮流中的王华祥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江湖过客,而是在孤独逆境、艰难困厄中练就绝世武功,隔岸观火的艺坛“高手”。

一意孤行的“贵州人”

    上面说了,王华祥在艺坛初展拳脚即有所斩获,拿到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作品,名字就叫《贵州人》。那是1989年,王华祥二十六岁。《贵州人》是一组无主版套色木刻,这组作品线条的放纵与造型的凝聚的完美结合,弥漫着一种野地蔓延的大气和苍莽,足以令今天仍对绘画动容的人报以敬畏。面对这些悲天悯人的、宿命般的作品,明暗对比已无足轻重。是艺术家无意于营造体量感吗?也许身心合一的刻画中已经吸纳了贵州山地的灵气。而线条自成高度与世界,大道至简而返,由技进道。回到了生命的原点、身体的原点,也是艺术的原点。
    王华祥的艺术追求正是基于对艺术史、对当下和未来的认识。他清楚地意识到,当自己用写实的手法来创作的时候,所面对的是整个版画的历史和后现代主义以来强大的反“写实”潮流。有人将《贵州人》的获奖归结为一种制作技术的胜利,可以说,无论是肯定它和批评它的人,都没有真正从艺术上认识到《贵州人》的艺术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就木刻家族来说,《贵州人》为之增添了―种新的样式,我们知道,彩色木刻―直被称为套色木刻,因为它是由一系列色版加上一块深色主版构成的,主版是画面的骨架,其它版都从属于它。这种加法式的构成方式产生了富于装饰感的色彩。而《贵州人》却去掉了主版,使每一块版都成为画面的组成部分,简单的轮廓线消失了,色彩不再是平面装饰的,形象由真实的空间中走了出来。创作这样的作品,需要具备全面的艺术修养,譬如造型能力、刻制技术、色彩把握和艺术格调的判断力等,《贵州人》的出现,在学院的基础训练和艺术创作的个性解放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为那些受过严格素描训练,对“真实”世界放心不下的人提供了一种启示,驳斥了那种基础训练无用,版画即简单或“业余”的观点;《贵州人》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王华祥用一种“真实”的手法来表现非真实的东西,用一种传统的语言来诉说全新的内容,在熟悉的形象中感受到陌生,在重复的形式中体会到创造,它提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好的东西永远是好的,无所谓古典、现代或后现代。艺术是一条长河。正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所说的:“艺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从贵州山地的野唱到中央美院的文化规训,王华祥的艺术和生命完成了一个本质的范式意义上的蜕变。《贵州人》就是这个蜕变过程一个关键的节点。作为土生野长的“贵州人”,王华祥无疑具有异常强大的肉身经验和生命本能,相对于学院里那些言必称苏派、“大脑膨胀、肉身萎缩”的艺术家。王华祥《贵州人》的文化社会学意义在于:找到了一条基于肉身经验和心灵开放的文化建构的艺术实验路径。这条路径不是简单地在传统与现代、肉身与大脑、个性与共性之间完成一个二元翻转的规定动作,相反,艺术家持续的规划和葆有激情的探索表明:他是试图将贵州山地以生俱来的那种肉身的力量转换为一种艺术史意义上的文化能力。这种文化能力正是艺术家进入艺术史的一个重要前提。“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据说这是徐悲鸿先生生前为中央美院拟定的校训,王华祥以他的大智大勇和担当无愧于这个校训。而《贵州人》本身也成为那个时代文化艺术变革的一个符号。正如王华祥自己所说,当年《贵州人》获奖所引发的纷争已经成为历史,只存在于记忆之中。然而,真正的贵州人却仍然以他漠视而又深邃的目光注视艺术家,也注视着这个多嘴多舌的世界。贵州作为王华祥艺术的精神故乡一直就未曾远离过他的肉身和心灵。追溯往事,他对贵州艺校田世信、蒲国昌两位老师的感恩之情言溢于表。
    我曾在《野生的当代:贵州个案》一文中说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艺术在贵州是一种“野生”而非“家养”的、持续性的现代主义艺术追求,既不能被以北京为中心的当代艺术新潮认同,又无法被纳入地域性的民间文化传统结构。这种“野生”的现代性,可能包括了对西方和中国现代主义主流的双重误读、篡改、修正、反叛与重构,和许多因“地无三里平”、“天高皇帝远”而道听途说的地方性知识传统。这是一种正在自行建构和自我生长中的“现代性”。田、蒲二位先生之于王华祥,正是这一“野生的当代”薪火相传知识谱系的开山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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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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