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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玉洁】颂·谤·谏·诤·讽——文化批评的伦理考古
时间:2016-3-21 13:42:16      点击次数:3445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佟玉洁     字体颜色

佟玉洁

 

    传统的中国文化批评很难建立独立的评价体系,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权威机制的一个御用工具,所谓的文化批评也仅仅是维护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一种伦理表述,然而却承载着人性与非人性博弈的道德负担。宋代文学家苏洵在他的《谏论》中说:“欲君必纳,欲臣必谏。”作为一个有着朝廷官场体验的士大夫,提出了封建统治阶级为政的基本理念:为君者,必须能够虚心诚恳地接受意见;为臣者,必须能够有胆识和勇气地提意见。历史上有杀戮或奖赏敢于直言的君王,也有抬棺进谏置生死度外的谏诤者。我们曾经感动涕零的是谏诤之士伍子胥被陷害时的仰天长啸:“我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入灭吴也!”谏诤之士执着的悲情可见一斑。但这种执着的悲情是以国家社稷为由,为封建帝王统治者的利益而谏诤。传统的文化批评成为了历史的困惑:几千年来的谏诤人士赴汤蹈海,前仆后继,然而历史的悲剧却让谏诤人士文化批评浓缩为一个小小的寓言:“燕赵悲歌”,或者是“吴越悲歌”,也可能是其他。然而担当传统文化批评的颂、谤、谏、诤、讽等汉字,其文化的维度也是今天重新阅读历史的魅力所在。

    中国汉字文化除了具有语言交流的符号功能,就是它承载着文化内涵的表意功能。其中汉字中的颂、谤、谏、诤、讽等具有的微言大义,也成为了传统文化批评中最有价值判断的一种伦理表述。但是汉字中的颂、谤、谏、诤、讽等作为文化批评的执行者,同时也是统治阶级意图的体现者,均未有超出中国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关系的政治伦理范畴。汉字中的颂、谤、谏、诤、讽等文化内涵的表意功能源自于儒家的道统,它不仅成为了封建统治者御用文人立命的精神法则,同时也纳入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伦理体系。但是由颂、谤、谏、诤、讽等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批评,担当了赞美与质疑两种价值判断的文化立场,所以,今天仍具有借鉴价值的是,在留下了文本性的思想形态的同时,也留下了文本性的技术形态。


    “颂”字在古汉语中常见的释义为颂扬或者赞美。颂是最早用于祭祀赞美的一种文体,后来演变成为一种赞美的泛文体。《诗经》六艺之一的“颂”,就是以诗歌形式出现的一种赞美的文体。如《诗经》周颂中的《清庙》,便是祭祀文王于宗庙的诗,利用诗歌的形式赞美君王的统治,成为颂体的早期形态。后来的颂体,主要承担了帝王履政记事和记言的功能,颂体也成为了官方一种史书的形式。周代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史官制度,其中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的史官功能性的差异。但是这种史官的功能性差异的结果,也被后来学者认定并体现在“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②两种史书的文体上。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记事为颂体的主要特征。据文献记载,由孔子主修的《春秋》提出的“笔则笔,削则削”记录与删节的简约文体,被称为“春秋之笔”。 《春秋》一书,通过诸侯国之间论战的经历,宣扬封建儒家的“君君、臣臣、子子”等级思想的政治伦理。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叙》中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可见言论必须符合统治者正统的价值体系与政治秩序。如《尚书》记载并赞美了夏代尧帝到周代文王执政时期政绩的大量言论。也成为后来统治阶级史书文体的一个范本。尤其是颂扬或者赞美的言辞,出现在不同形式的文体史书中。在汉代编撰的《论语》里,作为一种记事也记言颂体,里面多以“子曰”开头,记载孔子的大量的言论,成为了孔子学生记录了孔子思想片段的史书。到了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颂体的史书有所改变,直言谏诤帝王的言论也开始出现。此后,颂体的史书作为官方史书被固定下来,而历代的文人笔记作为史书一种形式,突破了颂体史书的书写方式,谏诤言语涵盖其中,体现出了在野文人的历史观。

    从汉代兴起的书画论,把颂体的史学观中简单的赞美变成积极修辞的一种评价体系。如东汉书法家蔡邕的《九势》、东晋的王羲之的《书论》,利用比兴的手法,形象地再现书法的审美功能,把书法纳入了美学的范畴。南朝的袁昂的《古今书评》,较早的把批评概念引入书法中,众多的书法家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其中溢美之词言语于表,可谓颂体的批评范本。东晋的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开启了美术批评范例。第一次客观地把赞美和质疑两种评价体系用于画作中,但是通篇语气平和,态度真诚,依然可作为颂体的文本形式。南齐的谢赫《古画品录》,把绘画创作的方法论理论化和系统化,这就是谢赫的绘画“六法”。其中根据“六法”定义“六品”画家的艺术等级。谢赫的“六品”,代表着谢赫六种价值判断,虽然画作品质做了等级化的评价,这种等级评价本身就是一种伦理行为。其中文体中的赞美之词多于批评,基本上属于颂体的范畴。以后的绘画文论的评价体系基本上沿用了谢赫的文体。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把绘画的意义归结为“成教化,助人伦”。在张彦远看来,教化百姓,维系人伦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目的。张彦远的画论作为一种颂体,依然遵循了封建体系的儒家道统,即绘画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伦理行为。颂体作为一种赞美的文体,从早期用于祭祀天地、帝王政绩、各国论战、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到书画论的出现,其文化表现多种多样,但是伦理的功效是一致的,即封建社会的颂体是符合统治阶级社意识形态的、具有御用性的一种价值判断体系。

谤、谏、诤

    与“颂”字截然不同的是“谤”、“谏”和“诤”字所承担的伦理表述。“谤”字在汉语的释义中为“指责别人的过失”。据史书记载:“尧舜时期,宫外立木,让人在上面写上批评意见。”③史学上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谤木”。可见“谤”字的初衷带有褒性色彩。“谤木”的政治伦理,表明了帝王政治开明。汉代开始,出现“谤书”一词,有直言指斥或者诽谤内容的史书而流于后世之意。《后汉书·蔡邕传》指出,司马迁的《史记》为“谤书”的肇始。④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处在同时代的汉武帝提出批评,实属罕见。但是依然是在封建社会儒家的道统伦理范畴中。古人把“谤书”也称为“谤史”,统称为直指统治阶级过失的史书。与此同时,谤字与诽、诅、忌等字组合之后,被世俗蒙上了更多的负面意义。
    与谤字有差异的是“谏”与“诤”二字。在中国古汉语中,谏与诤字通用,都有直言规劝的意思。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皇朝有谏议大夫,谏臣等隶属官员。对于封建帝王来说,诤谏的意义在于尽忠纳诚。天子诤臣有七,诸侯有五人,大夫诤臣有三。谏诤臣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前疑、纠错等等方式辅佐统治者。谏诤二字的政治意义充分反映了帝王与大臣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也是符合儒家的道统。在《白虎通疏证》里的讽谏、顺谏、规谏、直谏、陷谏直接对应于儒家的智、仁、礼、信、义。⑤由此可见,谏诤的规则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伦理的规则,也是儒家文化的伦理规则。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的儒家思想,左右着谏诤大臣们的行为规范,自然也是谏诤大臣的命运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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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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