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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 新闻频道 - 【段君】酸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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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君】酸腐的批评
时间:2017-2-17 10:23:20      点击次数:2426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段君     字体颜色


 

      在2006年12月进行的当代艺术活动中,值得关注的有由贾方舟牵头组织的“2006•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及相应的研讨会和拍卖会。“文献展”意义重大,“以学术引领市场”的策展愿望也值得大赞特赞,只是在研讨会上诸位批评家的发言,暴露出当前批评界存在的许多问题。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支持?”实际上这个问题反过来谈,可能会更切实际:“中国当代艺术批评需要什么样的市场支持?”为什么要讨论艺术市场?原因很简单,近两年来——尤其是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形势良好,拍卖纪录屡创新高,与批评家身份最为相关的策展人,已经从中先切了一块蛋糕,批评家们却未能捞到任何好处,自然不肯作壁上观,纷纷再次下海,而批评的浮躁恰恰在此时被检验出来。

      会议主持人邹跃进一开始就已自行担忧,怕有人会提出“市场可以支配学术”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先声夺人,在开场白中就以吴冠中为例,说他一幅画卖了高价之后,那么本身就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市场价格,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术判断?这一问题抛出来以后,包括邹跃进及在场的批评家,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加以解答。而我们来看此次“文献展”的评选结果,被授予各种奖励头衔的艺术家们,大都是过去一年中在艺术市场上表现非常好的,比如“年度奖”的四位得主:曾梵志、朝戈、忻东旺、向京,就无一例外。而从学术上讲,前三位的作品,早已成了陈年往事,他们最近创作的题材和手法,难以形成具有年度代表性的、敏锐性的先锋话题,只有向京尚能勉强入选。如果说他们的动向能够代表年度倾向,恐怕不能服众,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当代艺术乏善可陈,以及批评家们视野狭窄的印象。

       出席研讨会的批评家贾方舟、殷双喜、邹跃进、杨卫、陶咏白、邓平祥、王小箭、徐虹、高岭等,大多数是以批评为主,即第一头衔是批评家。除了贾方舟和杨卫多年来不时独立策展,其他人都不在当代艺术的风口浪尖,尤其是王小箭当场坚决表示他决不策展,理由是他有自己的公司,他可以轻视、可以不向金钱屈服。王小箭的强硬姿态,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棉里裹针,话里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1、自己有了钱,不向金钱屈服,才可以做批评家;2、策展就是为了钱。王小箭不无嫉妒地说:听说冯博一一年办多少多少个展,全世界都是冯博一的展览。我们姑且把王小箭之流的批评家叫做“酸腐批评家”,看到策展人操作展览,红透半边天,身边有一大群艺术家跟着转,成为在各类媒体上频频露面的公众人物,而自己又不肯身体力行,同时还想维持所谓批评的脸面和自尊,实在迂腐,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王小箭这些年来,有几篇带有批评性的文章出来。

      自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策展人逐步取代批评家,成为当代艺术体系中的中心人物。但策展人霸占山头成为“寨主”以后,并没有给批评家留下多少地盘,也未给批评家封个一官半职。批评家的本职之一——对展览进行批评,也被策展人所施舍的蝇头小利所收买。最近“北京长征空间”连同“上海比翼艺术中心”组织的“25000”年度最佳展览奖评选活动,在“东方视觉”网站“嘿社会”论坛上进行,准备对2006年的展览作一个回顾性的评选奖励。近年来展览的泛滥,不仅使得圈内人士疲于奔命,也让画廊方面意识到展览自身的诸多问题:围绕每年各类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艺术展览,展览的参与主体和关注度,经常一边倒地偏向展览的策划者一方;到底什么样的策展方式才能给艺术创作和展示提供有机、积极的帮助和推动?什么样的策展方式又抑制了良性艺术生态的发展?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展览批评”的缺乏。现在的普遍情况是:批评家至多被邀请对展览进行正面评述,其文字才有可能被印入展览画册,批评也因此成为一种装饰;如果稍微提出一些否定意见,策展人和批评家的关系就难以为继,那么以后再邀请你参加展览开幕式、研讨会等之类的活动几率就几乎为零了。而且,批评家最拿手的阐释工作,实际上也已经由策展人包揽,策展人在画册中自吹自擂式的主题阐释,将批评家逼到死角,沦落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当前的艺术体制也不存在邀请批评家对展览进行批评这一环节,批评家方面同样缺乏主动的批评意识。
当然,说话容易做事难,尤其是在没有相关经费的支持下,进行批评吃力不讨好。邱志杰当年宣称,批评家不批评那叫什么批评家?而实际上邱志杰也并没有将批评坚持下来,他的文章更多的仍然是面对一个主题,在晦涩地阐述着他的创作和策划理念。国内批评界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以否定性思维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的批评家,还只有王南溟一人,而且他攻击的广度和深度目前尚无出其右者。当前批评界最缺少的就是这种面对面的观点交锋,相反那种遮遮掩掩、含沙射影的讽刺性文章却无处不在。这样,问题就难以在公正、公开的场合中展开富有建设性的讨论。看出问题、指出死结,无疑比所谓的阐释更有难度,这需要明确而坚定的立场。此外,批评的个人性也是批评独立的关键。近两年浮出水面的所谓批评家吴味,则东施效颦,跟在王南溟后面,极力模仿他的语气和文风,表面上立场鲜明、仗义执言,实际上不过是王南溟的翻版,毫无独立性可言,彻底丧失了批评的主体性。这是吴味的悲哀,也是王南溟的悲哀,更是批评的悲哀,恰好也说明了当前的批评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没落境地。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2006•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的前言,里面已经明确提出:由于市场力量的过于强大,在当代艺术领域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使得艺术家往往脱离学术主体的评判,而依赖于市场的包装营销,由此也造成了当代艺术价值评判的模糊和当代艺术市场的无序;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策划“2006•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其宗旨是希望发挥批评家对当代艺术独到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并对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最具价值的作品做出学术认定,从而沟通创作、评判、欣赏与收藏各方,为收藏家提供有价值的收藏线索,从而树立批评在当代艺术市场中的威信,以学术引领市场,建构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

       无序?这是批评家们对眼下形势的判断。当年无比前卫、唯恐天下不乱的批评家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为市场和秩序所招安,开始喜欢有序的、规范化的体制了。批评家们一厢情愿所构想的“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无非就是想让批评体面地进入这一体系当中,以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而从目前的残酷现实来看,批评恰恰是被排除在外的。批评要想进入这一体系,最好的办法不是成天想着拿画廊或艺术家的钱,给人家写阐释性的文章,而是要真真正正对艺术现象和艺术个体在给予恰当评价的同时,提出批评,指出其或平庸、或徒劳之处,以促进高水准的艺术生产,或者防备艺术家做艺术史上的无用功。批评家如果一味强调进入市场,那么阐释的工作仍将在市场的引诱下,长期占据批评的主导位置。贾方舟曾在多个场合呼吁批评家们要主动研究有价值的个案,而不是等到艺术家们或画廊给钱后再来作文。可惜这一有益而关键的呼吁,至今仍很难得到实际响应。

       这次在讨论会上,贾方舟又根据切身经验谈到:市场更愿意接受的是那些比较甜的、比较唯美的、好看的、多数观众容易理解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市场中受欢迎,因为它们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不需要批评家去诠释它,就可以受到收藏家的青睐。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贾方舟觉得批评家们有事可做了,比如面对抽象艺术、变形变得很厉害的作品、很观念化的作品,甚至于影像装置等等,批评家就可以从事解释工作,以起到一个导向作用。贾方舟的想法带有比较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李旭则比较实际地说,用学术化的那一套系统和语言跟收藏家们来讲,是不起作用的,他通常直接问收藏家:如果一张东西挂在你家客厅,你能不能看一辈子?如果能,那就收藏。

      研讨会中另外一位理想主义人物高岭,倒十分坦白。他承认现在展览很难弄起来,如果是艺术家个展还好,因为个展基本上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操作也相对简单,艺术家给这个画廊或者美术馆送一张画就行;而做联展——尤其是一个学术性的联展则很难。高岭表示,谁能做成这么一个联展,就已经很让人佩服了。高岭的心态显然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批评不能手软,更不能心慈。不要因为张罗一个展览很不容易,就纵容它,就不指出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批评如果是这样,也就彻底散失了存在的必要。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批评家们相对于策展人而言,缺乏一定的想象力,而且批评家也不具备、或者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去研究策划展览所牵涉到的各种复杂事项。而今,策展人一方在实践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知识局限,而批评家们则越发保守。包括高岭在研讨会上所设想的联展模式:比如请来二十个批评家,每人报一个题目,今年你认为什么是最值得关注的,再来讨论,最后告诉收藏家,这是我们认为今年最主要的学术话题,至于你买不买那就看你的眼光了。高岭的设想不仅在具体操作上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所谓“潮流制造”的漩涡当中,很明显高岭对“栗宪庭模式”还有所指望,即认为批评家对潮流的命名归纳,可以自然而然地吸引艺术家并引领市场。

      可惜,在各种场合都听批评家说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批评家们也心知肚明,转而往回寻找另一种发言方式,即在比较专业、权威的媒体上撰文说话,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可王小箭酸不溜秋地在研讨会中多次重提他曾参加过《美术》杂志的工作,这种抛售老家当的做法,就酸腐可笑至极了,仿佛是在威胁艺术家,你不让我坐在体系中间,我就将你拿出美术史。所以当在场的杨卫说到“其实很多艺术家对批评家还是很看中的,而且很期待的”,正襟危坐的批评家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不客气地讲,整个1990年代,几乎都是艺术家们在感受问题并提出问题,批评家再随之跟进,他们做的仅仅是再深入、再细微、带有修补性质的阐释工作。批评既没有引领过创作,也没有引领过市场。

       此次展览同1992年“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和“美术批评家’93年度提名展”相比,虽仍旧沿用“集团批评”的方式,但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集团批评”的意义和语境已经不存在了。当时针对“集团批评”可能会忽视艺术个体的批评,在今天其实已经成了一个假问题。艺术家成名和成长的方式和途径已经多元化,批评家点石成金的内外部因素都已逝去,现在使艺术家走红的,是市场。这一次文献展,显然又是“一次试图左右市场却最终被市场所左右的批评试验”。

原载《美术观察》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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