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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信】“超写意”中国个案之张方白
时间:2018-3-15 11:06:22      点击次数:534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陈孝信     字体颜色

三、选择与拓展:文脉当代
  一部艺术史(无论中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开拓史?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选择史?这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有时侯,开拓同时也可能是一种选择,而在主动性的选择中也常常会包容一些开拓的成分。
  西方(欧、美)的现代、后现代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部开拓史,而中国的现代抑或后现代艺术史却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一部选择史(中国艺术的开拓史像是在先秦、汉唐、宋元时期就已演绎完毕)。
 既然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是一部选择史,既然在一种主动性的选择中也可以包容开拓的成分,那么,“如何选择?如何拓展?”——也就成了每一位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十分紧迫的问题。可正如大诗人李白所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所以说,选择与拓展,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里都将是一个大难题。可以说,每一位艺术家最终能在艺术史上占居怎样一个位置,皆系于此。
  张方白同样遇到了“行路难”的问题。
  早年的张方白就在绘画方面表现出了难得的天赋(对于艺术这个行当,天赋——从来就是必备的要素之一)。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高人的指点。这位高人就是钟以勤。张方白后来有一个认识:认为他比罗尔纯深刻,比卫天霖凝重。此公生平坎坷,一生都不得志,但他最先肯定了张方白的造型能力,后来又有一位著名版画家王公懿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两位高人的肯定,极大地增强了张方白的自信心。此外,钟以勤的作画方式也对张方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张方白如今喜用大粗笔,在满蘸颜料后又倾尽全力,把笔压进画面的方法即是得益于这位高人。
  张方白在家乡的一所中专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还创作了几件主题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受到了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后来,他又借机去“浙美”(如今的中国美院)游学了一段时间。这一次游学,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在“浙美”游学期间,他不仅是对中国画和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直接地受到了’85美术新潮运动的影响(当时的“浙美”正是’85美术新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张方白立志在艺术上有所作为的念头,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起就已牢牢地扎下了根。
   1987年,张方白考入了中央美院——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正所谓“皇家美术学院”)。他进的是油画系第四画室,这也是中央美院油画系里相对宽松、活跃的画室。在四年正规的学院学习中,对张方白而言,最主要的收获是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使他后来所作出的“选择与拓展”有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和背景。其次一个重要收获是素描。张方白在素描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十分重视自己造型能力方面的训练。欧洲艺术史上的“大师素描”,对他以后的创作,起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例如,他后来的创作之所以没有倒向充满了酒神精神的表现主义(虽然一度有过向往),而选择了以造型力量取胜的阿波罗——日神精神,就足以标明素描对他的影响之深。
 身处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有四画室相对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血气方刚的张方白产生了折腾一番的冲动。于是,在一场“特殊风波”中,他做了两件行为艺术作品,并轰动一时。他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行为艺术家。如果再坚持做下去,他就不是今天的张方白了。可他很快也就明白:行为艺术只能是偶尔一乐罢了,不能成为他的终生选择。他的终生选择是早就确定了的:视觉艺术,而且主要是架上创作。他必须坚守这一被国内外许多“后现代艺术家”所鄙夷的领域,并且认定了:只有在这一领域里,他才能真正地有所作为。
 不久,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了他平生的第一个个展(1991年)。展出的作品是:《“实在”系列》与《“空鸣”系列》这两组作品都有一种早熟气息,与一副稚气未脱的“学生腔”几乎联系不上。尤其是《“实在”系列》,已经可以从中看到张方白以后的一些创作方向:例如简洁而有力的造型、对边缘线的强调、用笔的方法、虚实关系的把握,以及相对单纯的色彩关系等等。《“空鸣”系列》的构思更是别出心裁。为了表达画家对一首乐曲的无限沉醉,竟然在画面上画满了一排排飞扬着的豆芽似的音符,而在画面深处,那一位弹奏者的身影则隐约可辨。整个画满充满了一种与“通感”有关的想象力,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为何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张方白又放弃了已引起较大反响的《“实在”系列》?并让《“空鸣”系列》成了绝响?如今来回答这个问题,相对当时要容易得多: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系列受西方潮流(例如意大利的“三C”、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较为明显,属于一种相对被动的选择,而不是从自身文脉考虑的一种主动性选择。被动与主动之间虽只差了一个字,但出来的结果、留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却是大相庭径,怎可同日而语?!张方白的创作尽管具有了一种早熟的气息,但却没有迅速窜红。相反,他从中央美院毕业后,自觉地处在了一个相对寂寞的沉潜期,这也正是他的明智之处。

    张方白在圆明园作了短暂停留后,便又进了天津美院,在那里他执起了教鞭。
    天津美院成了张方白艺术生涯中的一块福地。别的不说,单从他的艺术创作来考察,正是在这个沉潜时期,他完成了由“被动选择”向“主动选择”的关键性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有力证据便是人体和“鹰”系列的创作,尤其是后者。
    后来,他再次回到了北京(2001年),艺术创作也进入了真正的成熟期(同时也可以认为是高峰期)。
    在《人体系列》的创作(包括大量的素描)中,张方白更着意的是探索造型方面的表达空间(在这方面,他的确有着自己的许多心得,限于篇幅,不作细论),以及肆意张扬“米开朗基罗式”的“男性雄风”(见于前论)。
    在文脉传承方面,他十分地着迷于石涛、黄宾虹,便尝试着将中国画的大写意方法(所谓在“生辣之中求破碎之相”)与西方的表现主义方法,作了适度的结合。但我们不能据此(包括后来的“鹰”)把他归入“表现性画家”的行列,这是大可商榷的一个定位。张方白所探索的方向是表现性吗?我在前文中已否定这种可能性。他的“主动选择”是要在西方艺术的影子里求得一块立足之地吗?这更不可能!张方白是一个极为敏锐而又相对冷静的艺术家,所以他很快地就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想做的又是什么。
     这个答案就埋藏在他倾力创作的“鹰”和“塔”两系列中
    我曾经尝试着通过五个方面来剖析“鹰”(尤其是那些通过调整的作品)和后来创作的“塔”:
     其一:“形”。“鹰”和“塔”在造型的本质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简笔”或曰“写意”,只着意于大的轮廓和边缘线,并不注重具体的细节和体块的描绘,正所逸笔草草,意胜于形。但在视觉效果上,却又非一般的“简笔”或曰“写意”可以比拟,它吸收了西方造型艺术的元素,特别是受到了巴洛克一类艺术的影响,因而显得格外地宏伟、静穆。具体的方法是夸张与塑造双管齐下:一方面将对象的外轮廓作放大和强调处理,另一方面则大量地堆积油彩并不惜用综合材料来增强塑造感,从而收到了上述的造型效果。

     其二:“色”。连一位西方的收藏家都注意到了张方白在用色上的特点:他可能不会努力地去画彩虹,但是,通过使用这两种颜色:黑、白,他的确创造了生命。准确地说,经过张方白提炼过的主要是三种颜色:黑、白、灰。这三种颜色又与中国水墨画的用色(墨)完全重叠。这种重叠绝不是出于偶然。张方白自早年起,就接受了中国画的一些艺术理念,所以,在色彩观上回归传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用凝重的黑色,或勾或写,有如水墨画家的挥毫泼写,使之具有了一种笔墨淋漓的效果,而又有水墨所欠缺的厚度和力度。”(同上),在张方白的画面上,黑、白、灰三色,既显得冷峻单纯,又显得深沉内敛,更主要的是:有力又有效地表达了作品的内涵。此外,油画与中国画两大画种在互相隔膜了一、二百年以后,这种有意识地打通二者关节的实践(自然不止是张方白一个人)是否也具有了开拓性的意义呢?

    其三、“笔”。我认为,张方白的油画与西方油画家的最明显区别之一就在于用笔方法。张方白在长期地学习书法并细细地揣摩八大山人、黄宾虹等人的用笔方法之后,逐步体会到了传统用笔的精髓,特别是对“破笔”和“散锋”的精妙之处,尤有其心得。可以肯定地说,张方白成功地激活了传统用笔方法(当然不是照搬)。所以他的用笔不仅是力透“纸背”,而且是处处让人感到“笔意古拙”,或提、或按、或顿、或挫、或捺、或撇、或拖……皆遒劲有力,透出了一股霸悍之气,让人们从一个深层面上,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情绪的曲折委婉、一咏三叹。传统的审美精神,在张方白的用笔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其四:“质”。在使用综合材料方面,张方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怀乡情结和对材料本身的一种生命感悟。棕——是他从湖南老家带来的,就象是故乡的一杯土,留存着故乡的气息,故乡的记忆,并寄托着他对“根”的所有情感。棕麻在经过他的精心处理以后,又变成了他表达所有情感的一种特殊语言。材料语言的扣人心弦之处正在于他的这份真挚感,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感。

  其五:“虚”。在张方白画面的背景上和物象的轮廓线“内”部都留有大片“布白”,或塗上白色、灰色,或佐以综合材料,或干脆“留白”(类似于飞白效果)。这样布局的用意之所在,对于那些熟谙传统艺术的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传统艺术讲究以虚代实,虚实互补、相生,甚而至于有“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有限之形与无限之意,在中国的优秀艺术中,也总是被弥合得天衣无缝。张方白就是要在自己的画面上,再续这一“文脉”,并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今,他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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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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