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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翻译的通讯——朱青生致沈语冰
时间:2018-11-22 11:11:43      点击次数:972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朱青生     字体颜色


编者按:学术翻译是一件艰难而扎实的学术工作,复旦大学沈语冰教授主持的《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翻译工作便是其中的典范。该系列已出版了二十余本西方艺术理论书籍,在业内很有影响力。朱青生教授与沈语冰教授曾经讨论过学术翻译的问题。本文是朱青生教授于2010年给沈语冰教授的回信。同时也就《詹森艺术史》组合翻译的实验作了说明。朱青生教授在中文版的《译后记》中详细说明了翻译方法和过程,将稍后刊发。

       日前,沈语冰教授和朱青生教授又在国际艺术批评奖(IAAC)的颁奖仪式上相会,他们发现这次的获奖者都是新的一代,他们在进行批评活动的时候,已经不用借助翻译来掌握批评的理论和工具,而是直接阅读,无距离地进行现场批评。这次获奖的学者(一等奖获得者王欢;二等奖获得者中有一位华裔、一位泰国学者、一位英国学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非常年轻)都不只是在评论中国的艺术。当然上一代学者所做的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语冰兄:

      谢谢你给《批评家》编委会的来函。作为今年编委会召集人,我受编委会委托给你回信,致谢并就编辑方针中被质疑的问题作适当解答。如有学术上的错误或不当之处,当由我本人负责,也请不吝赐教。
       一共讲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对待翻译的问题(仅指学术翻译,不指文学翻译);第二是如何活用和创造性地使用外来知识的问题。
      你信中写到目前国内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翻译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均表赞成。艺术学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阅读和综览已有的学术成果。科学为天下公器,艺术学为人类研究艺术之公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许多研究和撰述是用各种语言完成和发表的,其中很大部分使用英语。本来英语可以被现代学界用作普通话,即所谓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学界约定共同使用,便于交流信息,综合成果,方便讨论。现代学界中人应该不太需要将英文译成各种其他文字后再作使用,而需要的是把各不相同文字的原文文本译成英语,以便更大范围的学界更方便地使用。至于艺术史的研究者或批评家使用英文文本,已经逐步无需通过翻译来进行。专业文献本来就是提供给专家阅读的,你所提到的塞尚诸种研究或Roger Fry的论文,需要对此进行研究的人,自然应该会读原文,不能读原文的人也就没有太大的需要对文本中的细节参究,因为在文本中虽然有些普通的知识和认识(学术常识),那也无需读那么专业的文本才能获得,或者也不需要深入到如此细致的文句中去体会,母语、常识和经验已足够致用。如果要想深入到原文文本中去搜集信息,辨析学理,不读原文又怎么能够通过译文去完成如此精深的工作?所以在艺术学中致力于把英文译成汉语的工作,照理说是“无用”的工作,但是,我非常理解,恰恰在目前的中国学界和艺术界,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无用”的工作会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工作。我要向你表示敬意!因为翻译这件事是为他人服务,是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专业和技能不足的人服务。菩萨心肠,此是谓也。
      应该如何翻译和如何准确地翻译,根据我从1983年开始翻译Janson的《艺术史》的经历,也对此事略有感受,我想附上我12年前写成的《艺术史 译后记》【此处略,见下期】。


沈语冰主持翻译的《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一开始就说到英文无需翻译的问题,必须翻译的应该是不作为工作语言的各种语言。现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的原著都是我们要着重翻译的对象。今天我们阅读的很多这些语言的著作都是通过英译本,甚至汉译本也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的,这里面所隐藏的学术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已经对这个问题失去警惕性的地步,甚至很多人以为读原文就是读英文。比如对塞尚的研究,光看英文的研究,应该是无法了解塞尚的思想和感觉的,因为塞尚自己从来不说英文,英国人、美国人也很难理解住在地中海边的塞尚的感觉方式和思维习惯,塞尚的言论方式被翻成英文后也很难传达塞尚的原意。我在北大曾经不同意一个研究生在研究一个法国的题目时用英文材料进行,因为有两件事情对我印象极深,第一是海德格尔说他不能够看到自己的著作被翻成英文;另一件事是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以英文的理解给他的《逻辑哲学论》写序是对他的思想的一次歪曲。这两件事我原来只当是一种流言,后来我专门对照阅读了海德格尔的原著及其英译本,以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原著及其英译本,发现其间的差异大到像是另外一种意思的表达。我的母语是汉语,对两种语言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理解的,也许我对两种语言的理解都不贴切,但是连我都能从中觉察出如此大的差异,必然是翻译隐含了导致差异的原因。这个原因当然可以看成是母语非德语和英语的使用者在理解这两种语言上的进一步偏差。这也是另一种翻译的偏差(因为阅读的过程对于我们这些母语已经很强化的中文思维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但是我想强调的还是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两位对于语言有极其精确的要求的思想者,他们对于原文是有准确的定义的。
       最近我刚结束了一个研究班的课程,是阅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照顾到研究生新生的阅读水平,我们的阅读底本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本,然后对照德文原本和英译本,因为座中还有一位俄罗斯的研究生,因此还带进了一本俄译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本应该说已经不错了,中央美院的一篇硕士论文研究本书就用的这个本子做底本。但是这个本子是从英译本翻过来的,译者和校者都没有核对德文原文,所以有些问题是英译本的问题,有些问题又是汉语在翻译英译本的问题,还有些问题是直接看英译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一旦对照德文原本,就成其问题。比如,第一篇的标题“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德文原文是Kunstwerk,英文翻成了work of art。单独看work of art确实既可以翻成“艺术工作”,也可以翻成“艺术品”,而德文的Kunstwerk却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艺术品”。结果中文不巧翻错了。再举个例子,有一个注,中文是“当时的统治者及其臣属统称‘lo stato’(国家),之后这一名称就取得了在一个领土上的集体存在的意义。”这个“领土上的集体存在的意义”听上去很像现在一个年轻作家的写作方式,但实际上它的原文就是die Bedeutung des gesamten Daseins eines Territoriums,意思是“占有领土的集体”。还有一个关键词“暴君专制”。“暴君”是由英文tyrant翻成,德文原文是Herrscher,中性名词,其本来的意思只是“统治者”,或者一人说了算。Tyrant确实有“霸主”的意思,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霸主,他可以是暴君,也可以是明主。当这个词用作制度时,最多只能翻成“君主专制”。这是布克哈特用来描述14、15世纪意大利政治制度的关键性名词,如果我们看到“暴君专制”,那与“君主专制”的差别相差就大了。

       我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出双语版的著作,就是将其原文(不是英文译本)和汉译本对照出版,以帮助读者了解意思的本源。这个事情也许你做比我做更好。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动误取”的问题,即如何活用和创造性地使用外来知识问题。我们提倡准确和精密地翻译和吸取外来的知识,但是除了我们充分意识到只要经过翻译,准确和精密就不太可能。最近偶然地主持了一个讲座,席间提到有一个叫李杜的学者,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文化就是在翻译中流失了的部分”。这还不是我要强调的部分。我要强调的是,即使阅读英文,或者是原文,我们主要还是为了在今天的条件下去使用这些知识。它应该和我们的创造性需要相结合,就像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在德国阅读起来是一个语境,在美国是另一个语境——50年代的美国人对他进行了重新阅读和主动误取。因为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新教伦理只是他研究的诸多思想文化的一个部分,比如他也同时有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是对古希伯来教的研究,但到了美国的政治和理论需要中就变成只有新教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可能性,其言下之意是否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信奉犹太教的美国犹太群体和信奉其他宗教或无神论的人在历史上的合法性就要遭到怀疑?这从来就不是韦伯自己的意思,但这从来就是美国自己的意思。而中国在吸收韦伯的时候,并不是从德国那里吸收过来的韦伯,而是从美国那里吸收过来的被美国化了的韦伯。这是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这次吸收促进了它的精神上的团结和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了教育民众和动员生产的目的。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可避免。做艺术批评这样的事情,大部分的目的可能不一定是搞清楚这个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态,那是艺术史家的事情,而批评家的事情是利用这个理论协助自己解释当下的现状和促进创造的目的。我自己的主要工作是一个艺术史家,所以我非常理解你对《批评家》杂志的殷切希望和严厉批评的由衷之情,但是批评家杂志是指向批评,并不是指向历史,所以编委会提出要创造性地使用一些外来的理论并非没有他的意义。也许我这样的说法有一点强词夺理,但是我还是要把提出这种说法的缘由解释清楚。总之向你感谢和致敬是我的本意。

此颂教安
 
青生
2010年10月1日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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